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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籌備即位典禮
隨著大順軍在軍事上的節節勝利，建立的地方政權已經相當廣泛。特別是占領了北京，迫使崇禎帝自盡，標誌著明王朝的覆亡。李自成等大順政權領導人，認為有必要在北京舉行即位典禮，正式頒詔天下，宣告大順政權業已取代朱明王朝而居於正統地位。因此，在京師局面穩定之後，便由禮政府於三月二十五日發出告示，命隨駕各官率領耆老上表勸進，開始了即位典禮的準備工作。新鑄造了國寶，文曰&ldo;繼天立極，天字上一層居中，下一層並列繼立極三字。&rdo;(48)在牛金星等人的主持下，制定了《永昌儀注》，刊刻成為一卷，&ldo;前載偽令，禁奏疏冗長。條記官制、補服、朝見儀節，以及各官往來禮柬之類皆具。&rdo;(49)大順政權規定以水德王，衣服尚藍。這是由於明以火德王，取水滅火之義，反映了五德終始的天命循環思想。
六、繼續推行追贓助餉等政策
大順政權在北京期間的財政政策，是西安時期的繼續。它和歷史上各個新建立的封建王朝不同，沒有宣布在保護地主階級土地財產所有制的前提下實行輕徭薄賦，而是堅持&ldo;三年免徵&rdo;賦稅，用沒收明內帑、宗室、勛戚、太監的家產和對官僚實行追贓助餉的辦法，來解決財政問題。關於大順軍攻克北京之後，究竟從宮中繳獲了多少屬於皇帝的私財（即內帑），各種史籍記載分歧很大。比較可信的說法是白銀三千七百萬兩，黃金一百五十萬兩，數量相當龐大(50)。對於明宗室和勛戚的財產，在政策上同對官僚的追贓是有區別的，前者的動產和不動產全部沒收，而對後者則在數額上有一定的限制。在京期間的追贓助餉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是在大順軍所到之處普遍推行這項政策；二是指在北京城內對明廷官員實行的追贓助餉。
下面著重談談在北京追贓助餉的經過情形。
據楊士聰記載，三月&ldo;二十七日，派餉於在京各官，不論用與不用。用者派少，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一言不辨即夾。……其輸餉之數，中堂十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或五萬、三萬，科道、吏部五萬、三萬，翰林三萬、二萬、一萬，部屬而下，則各以千計矣。勛戚之家無定數，人財兩盡而後已。&rdo;(51)
追贓的做法，據親身經歷者的記載，都是說發到劉宗敏、李友等大將營內，由農民軍官佐、戰士追比(52)。&ldo;言卿相所有，非盜上則剝下，皆贓也。&rdo;(53)抗拒不納或納不及數者，用夾棍刑追。當時在北京的明廷官僚，因追贓受到刑拷的人數由於史料蕪雜，無法作出正確統計。但是可以肯定，許多史籍為了渲染農民軍的殘暴，過分地誇大了受刑的人數。楊士聰就說過，&ldo;其未受刑者甚多。若坊刻隨意填注，半屬未真。&rdo;(54)後來清修的《明史》中也說，&ldo;大抵降者十七，刑者十三。&rdo;(55)
追贓助餉，在本質上是農民階級實行的一項革命政策，它不僅在一個時期里把國家財政負擔，從貧苦農民身上轉加給官僚地主，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力地打擊了這伙衣冠禽獸，大長了革命人民的威風。然而，就策略而言，大順軍在進入北京以後，大規模地對明朝官僚實行追贓助餉是很不妥當的，甚至可以說這是大順軍領導人犯下的一個嚴重錯誤。因為當時僅沒收的明廷內帑，就足夠大順政權兩年以上的全部支出，並不存在財政上的緊迫性。如果把當時打擊的對象，明確宣布限制在皇親國戚、勛臣、太監以及為數不多的持敵對態度的官紳範圍內，必然可以大大減少地主階級的疑懼，有利於大順政權的穩定。可是，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卻沒有考慮到進入北京後客觀形勢的變化，在政策上未能作出相應的調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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