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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兵變是統治集團危機的一個重要表現。萬曆以來，軍隊由於缺餉而譁變的事件已時有所聞。天啟年間，福寧、杭州等地也先後發生兵變，還有援遼軍隊譁變於河北玉田縣的事。崇禎年間，情況更為嚴重，以至於&ldo;飢軍嘩逃，報無虛日。&rdo;(70)如元年七月，遼東寧遠官軍缺餉四個月，士卒們枵腹難忍，群起譁變。遼東巡撫畢自肅、寧遠總兵朱梅都被叛兵捉住，&ldo;棰擊交下&rdo;，畢自肅慚憤自盡。又如二年底至三年初，山西勤王兵嘩於近畿，甘肅勤王兵嘩於安定；崇禎八年，川軍譁變，總兵鄧玘被火焚死；崇禎九年，寧夏飢卒因缺餉而譁變，巡撫王揖被殺(71)。這僅是其中比較典型的例子。譁變的兵丁有一部分參加了農民起義，由於他們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對於提高農民軍的作戰能力起了一定作用。
明末官軍紀律的敗壞，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如史籍中所說，&ldo;今官兵所至，動以打糧為名，劫商賈，搜居積，淫婦女，焚室廬。小民畏兵，甚於畏賊。&rdo;(72)崇禎八年，戶部尚書侯恂給陝西三邊總督洪承疇的信里說：&ldo;賊來兵去，兵去賊來。賊掠於前，兵掠於後。賊掠如梳，兵掠如剃。總督之令不能行於將帥，將帥之令不能行於士卒。今日之事，其何以濟！&rdo;(73)
軍紀敗壞的一個重要表現，是所謂&ldo;殺良冒功&rdo;。明朝廷為了鼓舞士氣，立下了賞格，規定斬首一級賞銀三兩，後來又增加到五兩；將校也以獲級多寡論功行賞。於是官軍往往對手無寸鐵的平民濫施屠殺。如天啟四年，薊遼經略孫承宗在談到遼東官軍濫殺無辜時指出：&ldo;甚至喑啞孤兒，立殺受賞。&rdo;(74)崇禎四年，陝西副總兵趙大胤在韓城，&ldo;報斬賊五十級、而婦孺之首三十有五。&rdo;(75)五年，山西兵追剿起義軍進入河南，&ldo;其將使縣令報功。令曰：&l;無首級何以報？&r;將曰：&l;易耳！&r;少頃，進千級，其中有庠士八十餘人。&rdo;(76)崇禎十一年，清兵深入畿輔，退出後，明總兵王朴縱兵斬居民首冒功。時人錢天錫作《哀慶都歌》云：&ldo;各攜利刃爭相逐，函首忙報將與督。哄然攘臂受賜金，屠盡一家與九屬。&rdo;(77)在河南商邱，甚至出現官軍追殺平民，口稱&ldo;借腦袋獻功&rdo;(78)。官軍的紀律敗壞不僅給廣大群眾帶來極大的災難，就連地主、官紳之家也往往受到他們的侵害。因此，在明末社會輿論以至奏章中，&l;賊梳兵篦&rdo;之類的說法屢見不鮮。這正是後來李自成起義軍提出&ldo;剿兵安民&rdo;口號的背景。
第六節 裁驛遞
明代在全國交通線上設有驛站，作為政府上傳下報的通訊脈絡，也為高官顯宦公務往來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條件。按規定，每隔十里置鋪，鋪有鋪長；六十里設驛，驛有驛丞。鋪的主要責任是傳遞文書，在達官顯貴往來時也有導迎的義務。驛的主要任務是為政府官員提供舟車、馬匹、夫役等交通工具和住宿膳食條件，也有傳遞緊急公文的責任。初期，制度比較嚴格，未經朝廷允許，一般官員不能私自利用驛站。到明中期以後，隨著吏治的全面敗壞，驛遞制度也弊竇叢生。大小官員往來於道路時，常常任意勒索夫、馬，甚至敲榨&ldo;折乾&rdo;，即令驛站提供超過實際需要的供應，其超過部分折成銀子納入私囊。這樣，就使驛站有限的人力、物力應接不暇，疲於奔命，甚至為了賠補經費而賣兒賣女。天啟二年御史方震孺曾經說過：
&ldo;至若驛遞，夫只有此數，馬只有此數，而自有東事以來，軍情旁午，差官絡繹，奚啻百倍於前。而欲其照舊支撐必無幸也。臣所經過，自通州次抵山海，見夫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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