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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的。这个“合适”意味着标准，证据多一点、少一点；证明力度大一点、小一点；或者形式出现变化；种类出现变化；甚至证明方向出现变化等等，都会引起“法律事实”的变化，或者说支撑起来的“法律事实”会不一样。于是让“法律事实”发生变化才会成为可能。
这时也许各位看官又会有疑问了：这么说来，这个“法律事实”似乎具有不确定性，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不同的证据可以构建出不同的“法律事实”？
从司法实践来看，确实如此。于是证据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但是证据的运用却不具备随意性，只有合法、合理、充足的证据才能构建出法律认可的事实。而律师的职责往大了说，是要维护公平正义；往小了说，具体到每一个案件，是要正确运用法律手段让“社会事实”和“法律事实”无限接近。
以上是个人的一些理解和观点，管中窥豹，一家之言而已。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抓住了这个案件的症结之后，我再回过头来看一审时王海东的举证情况，一审时他申请了法律援助，代理人是个法律服务工作者。
从判决书上来看，一审时这个代理人为王海东组织的证据竟然全是围绕赔偿金额来的，什么伤残等级报告、医疗费票据、收入证明等等，只顾着证明应该赔多少，似乎他认为只要是确定了赔偿金额，被告方就会主动送钱来了！看得我直摇头，唉，这些基层的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业务素质真是有待提高了，没那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美其名曰法律援助，节约了一点点的律师费，损失的却是一大笔赔偿金，这不是害人吗？
再一看被告方的情况我乐了，被告方分别是包工头和S单位，各自都有律师代理，而S单位的代理人竟然是瑞子！难怪了，真是一分钱一分货，这位法律服务工作者哪经得起被告方这俩律师玩儿？
一番详细论证之后，我基本有信心推翻一审的过错认定和责任划分，并把S单位拖出来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当然这信心并不是因为瑞子是S单位的代理人，但如果瑞子二审继续代理S单位，那这个事情就更好办。
心里打定主意之后，我拨通了瑞子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