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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到永安县的前一天，赵煦将苏轼叫上了马车。
连续骑马多日，哪怕是曾经写下左牵黄，右擎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苏大学士下股也被磨得生疼。
不过这不是赵煦让他上马车的主要原因。而是苏学士可能是眼见朝中大员中最了解新法在地方推行情况的人。
要知道苏轼在宋神宗推行变法之初，就是朝中反对王安石最强烈的人之一，为此一路超过司马光等人扛起旧党的大旗冲锋陷阵。
不仅多次与王安石对簿公堂，还凭借出众文采多次上奏谈论新法弊病，于是被执政的王安石赶出了朝廷，苏轼自请杭州通判。
通判是仅次知州的地方大员，而这时又是新法施行之初，地方施行新法说是亲眼所见也不为过。
之后又在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担任知州，算是必须得遵照朝廷旨令推行新法的执行人了。
这段时间苏轼亲眼目睹新法施行水土不服下闹出的种种事端。
及至乌台诗案，苏轼锒铛入狱，脱难后再到地方任黄州团练副使，开始漂泊，后来神宗驾崩，太皇太后临朝听政，旧党掌权，他得以短暂回到朝廷。但又因反对旧党要尽废新法掀起党争，再被赶出朝廷。
先后又到汝州、邓州、常州和登州，这经历可谓是丰富了。完整的在地方见证了新法的施行与大部分新法的废黜。
赵煦邀苏轼上马车，正是要与之讨论新法在朝廷和地方上的利与弊。
“苏学士，我曾看过司马光大量的奏章和文书，其人是个稳健的保守派，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弃，强调‘养民’的重要性，主张不要增加百姓的赋税，使其厚积薄发。而国富兵强之途，减少朝廷开支积累余财才是正解。你以为这样可行吗？”
苏轼刚小心的在马车上坐定，股下还有些生疼，闻言忙拱手道：“官家，‘养民’之说臣以为有其可取之处，但朝廷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应对庞大的战争开支，以及规模、数量都超过前朝的官僚系统。财政吃紧又只能取之于民，谈何‘养民’呢？再者说减少开支积累余财也要上行下效才行，如今贪腐之风自仁宗朝就日趋严重了。”
“苏学士所言甚是，所谓精兵简政，吏治清廉才能国富兵强。那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又如何呢？”赵煦看向苏轼。
“这……”苏轼踌躇了一下，“王相公这未免太过极端。”
赵煦微微一笑却没有再提王安石，“苏学士我读过你为驳斥新法写的《上神宗皇帝书》，洋洋洒洒万字之多。今日再看，是否还觉得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
苏轼微一愣却是直接点头。
在后世看来这种观点简直可笑，可在大宋乃至大宋之前的多数文人士大夫看来这其实没什么不对。
因为中原王朝的存续还真是在道德之深浅，而非强与弱。
大宋之前哪怕是五胡乱华，烽烟四百年的南北朝，王朝正统也没有亡于外族的先例。历朝历代之兴盛衰落与朝廷和民间道德之纲常是否还有存续有直接关系。
而影响百姓遵守道德纲常的条件就在于朝廷赋税和吏治。苏轼以为正人心、厚风俗，朝廷轻徭薄赋，国家必会日趋强大。
别说是苏轼，在后世，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都认为这十分有道理，他在《论法的精神》里说：“蛮族几乎只受大自然和气候的支配，中国人受风俗的支配。中国政体大获成功，原因在于一丝不苟地遵守礼仪，只要找到了一丝不苟地遵奉礼仪的的方法，中国就可以治理得很好。中国政体一旦被抛弃，道德一旦沦丧，国家立即就陷入无政府状态，革命随即爆发。”
这些历史兴亡的教训几乎都在王朝盛衰间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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