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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也是历朝以来法家永远形只影单的原因，经验教训都在明示，法令繁多是乱世的标志，单靠法制不足以治天下。
只是很不幸，大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外族灭亡的中原王朝。北宋被金国女真人所吞没，南宋则亡于蒙古。
当然这都是后话，苏轼不可能知道，所以他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当时被上书弹劾的王安石也无力反驳这句话。
诸葛亮自前世而来，不是后世，也无从知道两宋皆亡于外族。
但诸葛亮是法家出身，所谓盛世可用道德风俗为主导不假，到了弊端良多，纲常将崩坏之际，就必须也只能依靠律法了。
“苏学士，这点我以为不尽如此。所谓乱世须用重典，大宋如今几与汉桓灵二帝时一般无二。百姓暴动和地方兵变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你应该比我清楚啊！”
赵煦想尽力改变苏轼的观念，因为眼下他能用的人属实不多，苏轼既是博学之辈，忠义之士，又是影响深远的大文人，将来要倚以为臂膀的。
苏轼叹了口气，他何尝不知朝廷隐患实多，不革新不亡于外敌也要亡于内部。从本质上讲，他也有改变现状的强烈诉求，只是更倾向于和风细雨的渐进式改良。
所谓乱世用重典，他不赞同。
“官家你莫不是真要如王安石一般要强推新政？”苏学士已经顾不得下股的疼痛，在颠簸中急切来问。
赵煦摇了摇头，“王相公熙宁新法虽好，可弊端也有，要广而推行，阻力暂且不提。就是想自上而下，有效的执行下去，我看眼下都未必有这个条件。”
苏轼闻言不由大喜，“官家，臣历任多地知州、通判，经历了熙宁新法的推行和废黜。要说王相公却有独到之处，新政亦非全不可取，然而推行到地方确实是会滋生诸多问题。”
“这正是我邀你上车的原因，非苏学士不能知变法全貌啊！”赵煦笑道。
由方才的一时紧张放松下来，苏轼倒也开起了玩笑，“我还以为官家是体恤老臣路途辛苦，这才要载我一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