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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故事是否真实,但是,稍有书法创作经验的人都会知道,
如果要“丝丝露白”且“枯丝平行”,首先,其创作工具之一的笔必须特别加工。
而且,从《升仙太子碑》及张燕昌等人的飞白作品中,
会发现他们的毛笔绝对是经过加工处理过的,
近期钱今凡先生在《书法导报》印证了这点并附有图片。
书法是“惟笔柔则奇怪生焉”的产物,但这种人工痕迹太重的东西,
其美学价值必然不会很高。一句话,飞白书只是一种特殊工具的特殊产物,
它彰显的主要是笔法的趣味,而并未创造出有胜于前的崭新境界。
从这点看,或许“飞白书”的工艺性就与传说中的诞生开了个玩笑,
即它既是来自于工匠的工艺制作,最终又因工艺制作而慢慢衰败。
2、艺术品位不高
关于这点,我们可透过它表面的热闹来看它在评论家心目中的实际地位。
张怀瓘在《书断·中》罗列了神品二十五人,而飞白仅占其三;妙品九十八人,
而飞白仅五;能品一百零七人,而飞白仅有一人。
这个数字,让我们看出唐朝以前“飞白书”的品位实际较低。
与此相似的是《清史稿·卷五○三》载:“世臣叙次清一代书人为五品”(即神妙能逸佳),分九等,共九十七人,重见者六人,实九十一人。
”而其中,却无一人以飞白而入品。这一方面说明有清一代,飞白式微。
另一方面则说明,查到的七人其“飞白书”也不能列品的客观现实。
对此,我们也可从苏东坡那句“可爱而不学”的短语中看到“飞白书”的真实品位。
何况如魏文帝曹丕这样的人和唐宋帝王都只是“时于宫中戏为之”而已。
3、新奇单一、缺乏深度
尽管飞白书的新鲜式样会让人一时着迷,但它单调而工艺性强的创作,
必然会抑制人们对它的浓厚兴趣。也就是说,“飞白书”自身内含的深度和艺术手段、
艺术水平的丰富性的缺乏,就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它自身的衰败,
这是从美学角度得出的结论。
4、宋代审美观念的变革和人文精神的复苏
以“郁郁乎文哉”称着于史的宋代,大概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时期。
上至皇帝本人,官僚臣室,下至各级官吏和地主士绅,
构成了一个远比唐代更为庞大的更有文化教养的阶层,这就是“士大夫”。
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而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即由“无我之境”逐渐走向“有我之境”。他们一方面延续着沉溺声色繁华,
同时,又日益陶醉在另一个美的世界之中,这就是自然风景和花鸟虫鱼的世界。
这种观念最终导致了宋代“文人画”的勃兴。
他们既注意“细节的真实”,又注意“诗意的追求”。
他们形神并重,强调主观意兴的抒发,正如明代吴镇所说的那样:“墨戏之作,
盖士大夫词翰之余,适一时之兴趣”(《铁网珊瑚》语)。
此时的文人画文学趣味异常突出,非常看重笔墨效果本身的美,
而且注意信息量的交融与整合,巧妙地将诗、书、画、印融为一体。
与宋代绘画相似的是,绘画界的审美趣味也直接影响到了宋代的书坛。
其时的书法也一分为二分道扬镳——即一条走向堂皇肃穆的官僚态势,
另一条则走向潇洒飘逸的文人心境。特别是自北宋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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