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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之士，又是如何？唯知税役而已。』
华夏既然从春秋就开始高喊以人为本，仁义道德，那么此时此刻，何尝不是将这些喊了许久的『正义』落到实处的一个机会？
即便是斐潜心中清楚，这种『正义』的保质期不能确定，但也终究是好过没有。
唐朝的骑兵，注意，是在巅峰时期，几乎是横扫大漠，震慑边疆，屠外国灭番邦，便是须臾之间，但很明显因为技术的限制，交通的不便，以及制度跟不上等原因，中央大集权制度被迫改成了地方军政府负责制，而尾大不掉的节度府，也使得从唐中后期一直绵延到了宋明，文官挟制打压武将就成为确保皇权稳固的唯一手段，最终导致明末原本应该抵御外敌的免疫系统，彻底成为了细菌入侵的温床。
但华夏整体的社会发展的根本是由华夏广大的民众所推动的，而不是由野心家决定的。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其中的时势，就是民意，而民意来源于就是最底层民众最为渴望的那些事情，那些需求。
『士者，国之栋也。读书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非徒章句之儒，更应致用之才。故士不可不勉于学，以备朝堂社稷所需是也。』
『民者，士农工商也。不偏不倚，不重不倾，方可如天之四柱，使得江山稳固，八荒靖平。』
在经过了种劼令狐惠等人，有意或是无意的询问和烘托，斐潜也就将最后的结论说出……
『昔之制法者，所以制国用者，必计乎人口之众寡。盖人之所从生者，地也；地之所由给者，人也。是以先王尚其本而轻其末，务其大而不责其小。是以生人既多，斯国之用自丰矣。』
『夫生财之道，莫大于生人。故国未有以人口为累者，惟恐人之不生也。』
比如大米立减国的感谢蓝莓税，棉花糖税，切面包税，热汤税，雕刻南瓜税……
只能是潜移默化，温水煮蛙。
尤其是靠那些所谓『精英』阶层？
天寒地冻的，水确实太凉了，但是头皮么，还是可以凉快一下，这矛盾么？
但也有不同的观念者，比如商鞅就理性地看到了人口与土地之间存在着矛盾，强调人与地的对比关系，而且这家伙还特别注重人口调查，可谓是历史上组织全国范围人口调查的第一人。
可是过了百年呢？
千年呢？
是古人不清楚这一点么？
到了唐代的时候，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则表示人口与其相生相养论有密切联系。韩愈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要依靠彼此之间相生相养，如果有人不能用自己的劳动，为他人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则他对社会就是无益的。
『诸位以为然否？』
斐潜看了看种劼。
为本阶级带盐么，人都要恰饭么，有什么问题？
可是华夏真正想要强大，是能靠单一的阶层么？
婴幼儿存活率极低的年代，再没有比添丁增口更让人高兴的事情了。
既然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范畴，就自然需要一个适合的国家制度，去进行调节和干预的。
可问题是除了『天授君权』之外，他们还有什么『法宝』来维持自己统治的『合理性』？
自然是咬死牙关，绝对不可能承认贱民才是国家根基，只能一味的强调精英才是国家的未来……
依照这种理论基础，韩愈进一步地将人口将原本的『四民』，按其职业分成了『六民』，并且认为农、工、商三民是彼此相生相养的，为社会所需要。然后士是治人者，由别人供养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对社会有益的人。而所谓僧、道二民，则不从事农工商等经济活动，却需要农工商供养，实质上是一种过剩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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