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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是范永斗的孙子，他具有聪颖卓越的经济头脑，继承祖业后不负众望，使范家商务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他主政时，担当了“承办、采运军粮”的大官差。清朝初年，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部，由于运送军粮花费过大，“输米馈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作为皇商接受这项官差后，认为虽然返贩军粮艰苦，但依仗自己多年经商的经验，认为不仅有利可图，又可报效国家。他请求以每石米低于官价三分二的价格自费办售军粮，康熙闻奏大喜，遂即准请。范毓宾感受皇恩浩大，表现出令人感慨的忠诚。他凑足144万两白银，补运军粮计为百万余石，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清史稿·列传》中说，范毓宾“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邻，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忠诚换来了丰富的回报。范氏家族中有许多人被授予官爵，甲第联辉，显赫一时。朝廷还慷慨地把西北游牧民族的贸易权交给了范家，获得了巨大的商机。范氏由皇商兼获高官，在清朝二百多年历史上实属罕见，范家并不满足于既得利益，继续寻求发展机会。康熙时，国内铜斤（造铜钱用的原料）严重短缺，政府允许商人赴日本购买铜斤。范氏把握时机，奏请内务府，承担了贩运洋铜的大部分业务，获得巨大利益。长芦盐场也有一部分属于范家，此次盐荒将起之时，范家便有所察觉，奈何盐业不是其主业，便没有过分关注，到了盐荒蔓延，盐政衙门一日数道公文催促，要求范家盐场务必按照额定数量提供盐货时，范家方才慌了手脚。只得四处搜罗盐货以完成任务，奈何市面本就缺盐，山西宁夏虽然产盐，但是数量不多，便是运过来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解不了危局。偶尔听盐场的大使，说起苏贞百里曾购得6万担盐货，便找了门路托关系求了上来。苏贞百里自然是无可无不可，本就是要通过此次盐荒赚钱并与各地豪绅打好关系的，便按照每担4两的价码转了5万担给范家，余下一万担自用。毕竟身在保定府，总要给当地百姓留些福利才好，且自己的铺子也需要存些盐货以维持日销。
范家得了这批盐，再加上自己不计成本，从山西宁夏调来的池盐，堪堪将盐政衙门摊派下来的任务完成，虽前后损失了差不多十万两银子，却保住了自家的盐场。待日后盐场恢复，总能将亏空补上，结果尚不算太差，甚至经手此事的掌柜还得了范家家主的奖赏。
而山西八大家中的亢家就惨多了，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的亢家，在明清时期聚财数千万两，堪称山西首富。亢氏之后，才是资产在七八百万两的曹、乔、渠、常等诸姓人家。
亢氏乃是北地最大的盐商，掌握着长芦一多半的盐场。清代实行盐专卖制，由政府特许盐商凭盐引到指定地点运销。亢氏正是凭这种贩运特权，获取丰利，成为巨富。亢氏在盐商聚集的扬州修建了着名的亢园，显赫一时。且亢氏还是大粮商。当时在北京，由于是京畿要地，四方辐辏，买米糊口之人倍繁于他省，而北京资本最大，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在原籍平阳府，亢家“仓廪多至数千”，藏有米粮万石。再次，亢家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典当商。当时亢氏在原籍平阳还拥有大量田宅和储粮，号称“宅第连云，宛如世家”，“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此次盐荒中，亢家也是被盐政衙门摊派任务最多的盐商，结果亢家反应慢了一步，不但市面上的盐货没有搜罗到，便是山西宁夏的池盐也没抢到，等托人求到苏贞百里门下的时候，早到一步的范家人，早已经将盐货运走了。不得已百般央求苏贞百里给再匀一些。被缠的没有办法，苏贞百里与徐掌柜商议后，咬牙给让出了五千担长芦盐，又从剩下的一万五千担鲁盐中均了五千担给了亢家。预留的这些鲁盐本打算运往京城自家茶盐铺子的，现如今京城盐价已经涨到五十文一斤了。话说银钱倒还在其次，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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