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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汉臣贾生曰：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管子亦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
国用者，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今则曰，国用者，国之钱粮、水利、军费、官吏食禄也。
农者，国之本也，亦为国用之根源……”
姬长卿尝试以古人的口吻书写一份文章，虽文采不及汉代的贾谊，但总算将自己的思想表达了出来。
姬长卿在这篇《国用论》详细论述了国家税收的重要性，以及历朝历代对任何国家税收做出的规定与调整。
在商周时期，国家税收是天子用来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周天子之所以会大权旁落，其中的原因就有周王室失去税收来源，周天子的税收主要来源于奴隶和诸侯，即井田制，可随着诸侯实力的不断增大，生产力的发展，士等地主阶级的出现，这导致了周天子的税收在不断缩水，周厉王为了改变财政和出于自己的私欲，开始征收山泽矿税等，发展到最后却变成了横征暴敛，甚至是禁止人们非议自己的制度，可结果却导致了国人暴动，被放逐离开了自己镐京。
在《国用论》姬长卿还揭示，中一个王朝的税收征纳关系，通常是与其王朝命脉正相关的历史规律。
在一个王朝由弱到强、再由盛转衰的过程中，税收征纳关系恰恰反映着社会矛盾状况的一个视角。无论是对外战争、对内统治、诸侯及公卿变故、大政方针取舍、君臣关系进退等所有影响王朝发展的因素，都会有相当比例投射于税收征纳关系中，并反作用于王朝的成败。观察一个王朝的流动曲线，其中一个显见的指标，就是税收征纳关系的微妙或显着的变化。
姬长卿是一个具有数学思维的人，他列了一个大致的数据，并同统计图和统计表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与王朝周期律相匹配，每一个时期的税收征纳关系都会有所区隔。姬长卿以周朝为例，说明了所有王朝的大致演变情况。
在初世里，百业待兴，税收征纳关系正待起动和建构；治世里，税收征纳关系受到足够尊重，因而能够呈现出田园间的祥和；盛世背景下，税收征纳关系因为过度的征取而出现一定的紧张，操作得当仍然可以承受；衰世趋势下，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出现明显的腐败态势和两极分化，对王朝前景的日益无所谓和对纳税人的日益漠视，加剧着这一趋势；中兴局面下，新的英主审时度势，对王朝乱局有所整饬，对税收征纳关系有所修复；末世里，税收征纳之间已经形成强烈对立，纳税人团体甚至成为政权的反对力量，江山风雨飘摇中；无论王朝灭亡还是重置，已经崩溃的税收征纳关系都需要经历一个重组、重聚的过程，旧伤不除，恶疾永远是潜伏着的风险。
同样以西周的为例，因为崇尚农业，在“井田”的税收制下，王田、公田、私田之间，凭借一定的有效税制和征纳结构，文武、周公以至于成康时期呈现一派田园祥和景象，诗歌中也多是上下相和的景象。诸侯的坐大、外藩的不靖以及自康王后期征伐局面的局促，已经大大降低了王室的影响力，税收征纳关系也受到触动；穆王开边，在相当程度上未必改善了王朝外在环境以至于“自是荒服者不至”的同时，也无时不在造成着税收征管关系的恶化；发展到厉王时期，政权与国野的两极分化空前严重，加之厉王治理水平昏庸低下，税收征纳关系终于在国人暴动中有了彻底的了断；周召共和到宣王中兴，有了一个缓和的过程，王朝局面有所回春，可宣王后期的一些秕政，再次将税收征纳关系逼向尴尬境地，税制也有较大的变迁；到了广受诟病的幽王时期，王朝关系、社会关系、税收关系全线破裂，东迁后的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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