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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山业朶寺的主持智林是五十多岁的胖和尚，其人慈眉善目一眼看去真看不出来是坑害百姓之徒。
对于所谓兼并土地、乃至于勾结王氏害人性命的行为智林一开始是拒不承认的，甚至凛然警告苏轼和一众公职人员，他要上京控告地方官吏诬告佛门声誉，迫害宗教人士。
苏轼是与大德高僧可以坐而论道的人，对于这种实在恬不知耻，不配谈佛法的恶僧当然不会惯着，直接把王氏账簿和业朶寺的账册手抄本扔他脸上。
证据确凿无疑，智林这下不再叫嚣，反而学段邝不吃不喝不语，要当个活死人。
只是他实在没有段邝的毅力，人家是真的生无可恋，视死如归。而智林不过是强装镇定，只一天到了晚上就再也坚持不住，哀求狱卒给口饭吃。
狱卒深更半夜自是懒得搭理他，骂了两句秃驴，自顾自自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上智林整个人像是少了半条命，万事不管，只求能饱餐一顿，至于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对比业朶寺的账册和智林的交代，业朶寺近三十年兼并土地多达一千顷，其中非法兼并八百顷，致使数百户农户沦为佃农，甚至家破人亡。
其寺庙僧人约有三百，人均土地居然达到了八顷之多。
宋时一顷约一百亩，这时亩虽比后世面积略小，但也只是略小仍有后世的九成面积。
一人八百亩可见寺观对土地的侵占已经到了不可直视的地步。
要知道大宋对寺观田产一直是采取限制政策的，《养老令·田令》第三十五条规定，“凡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园地舍施及卖易与寺。”
这条规定脱胎于《唐田令》，不过《唐田令》更加严格，后面加了一句，“违者，钱务和田宅并没于官。”
也就是说自唐始朝廷对寺观土地都采取限制政策，可业朶寺仍旧实际上占据了大量的土地，这就不得不提民间所谓的高利贷了。
寺观的僧侣或者道士相对普通百姓天然具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寺观本身所占的山和地不提，民间供奉或者施舍的香火钱就能使其成“巨富之家”。
普通百姓到了荒年往往食不果腹，更别提耕种事宜了。这时候出于生存需要他们不得不质押土地向乡绅或者寺观贷取粮食和农具，以便能养活一家人。
前面提过民间利息很高，农户收获以后偿还利息其实所剩不多，往往来年或者换季时就需要再次贷款，一来二去农户手里的地就会越来越少直至被兼并干净，最终沦为佃农或者流民。
若是遇到荒年这个过程还会加快。
这些还都是正常兼并的范围，像王氏和业朶寺这种联手坑害百姓，那土地从农户手里流矢的速度加快了数倍都不止。
赵煦看过之后，没多说什么，让苏轼秉公处理。
业朶寺主持智林最终被判死刑，其他骨干一应下狱，剩余僧众全部流放两千里至西疆。
王氏族人流放东南，他们就只能去西北了。至于钱物土地收归官有。
至此青苗案算是告一段落了。
苏轼将一应卷宗和文书整理好交付县衙，不过他提议眼下应当先发告示将案件结果公之于民，对案犯的一应处罚要等新任知县宗泽到任。
因为就是赵煦以官家之身宣布权知县事，但并没有朝廷和中枢的文书，从法理说他这代理知县是不合法的。
再者赵煦现在对外的身份是雍王，他没有权利把自个任命为权知县事。
如果走正常流程走河南府到中枢，他们其实走不了的。如果不是因为赵煦是官家，知县犯法被捕下狱，应该是河南派遣官员暂时治理地方，直到朝廷任命的权知县事上任。
这种情况下，赵煦自然没话说，行使他权知县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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