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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直指吕夷简道：“恐怕今日朝廷也有张禹破坏陛下家法！”夷简听说大怒，在赵祯面前逐一辩驳，指控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将他贬知饶州。吕夷简还让赵祯在朝堂张贴所谓的“朋党碑”，界饬百官越职言事。
吕夷简一手遮天、穷治朋党的做法，引起正直之士的强烈不满。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上书赵祯，请求追改贬黜范仲淹的诏命。馆阁校勘尹洙自愿要求列明范仲淹的“朋党”，不愿再在京师呆下去。欧阳修也在馆阁校勘的任上，他致信右司谏高若讷，批评他身为言官，不敢说话，有何脸面见士大夫。高若讷把信交给了赵祯，于是欧阳修与余靖、尹洙都被贬官出朝。另一个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记这一事件，四贤指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一不肖指高若讷，一时洛阳纸贵，争相传抄，公道人心在范仲淹这边。而赵祯在这场风波中，听任吕夷简为所欲为，与亲政之初广求直言的做法大相径庭。
王曾这时还是宰相，范仲淹曾当面批评他：“誉扬人才，是宰相的责任。您的盛德，唯独这一方面还有欠缺。”王曾回答说：“倘若当政者，恩欲归己，怨将归谁？”范仲淹深为叹服。王曾与吕夷简并相以后，见他独断专行，许多问题上政见分歧，搞不到一块儿，矛盾再也无法掩盖。
赵祯问王曾有什么不满，他便把所听到的吕夷简招权市恩、收受贿赂的传闻说了出来。赵祯问夷简，他就与王曾在赵祯面前对质。王曾的话难免有点过头，受贿之类指控又难以立即坐实。执政中，参知政事宋绶倒向吕夷简，枢密副使蔡齐则敬重王曾，宰执分为两派经常在赵祯面前争吵个不停。
景佑三年，姬长卿着《秦强论》，在文中列举“秦之所以强六国者，盖因秦文用贤用能，不耻出身，不问品行，用才用能以图强国。六国倍出贤才，然不能举才，惠文王失卫鞅、楚王失张仪，而秦得之，以厚礼公卿侍之，故秦强之！”
秦偏居一隅，地处蛮荒，历代秦君以奋强秦国，东出为目标，因此他们不在乎他们的出身，也不在乎他们品德，只要能强大秦国，这才是到了秦昭襄王时，六国弱，而秦国强，六国以贿赂秦国，而以求自保。
《秦强论》在士林之中，广为流传，甚至苏洵也做一篇《六国论》附和。
两篇文章一出，那些认为，大宋与辽国签订合约，送岁币保太平，是“高智商”的聪明做法，也一时间不敢再露头。
大宋的士大夫中，有人说北宋每年送给辽国的岁币只相当于北宋收入的一小部分，却能换来长期的和平，实在是太划算了。
可苏洵、姬长卿皆认为这根本就是掩耳盗铃，且不说契丹人贪婪根本就无法满足，更何况眼下朝廷的财政收入并不宽裕，钱虽不少，但都用在了养官和养兵上，所谓“三冗”。
其次，朝廷能和辽国保持多年和平，不是因为岁币的原因，而是因为辽国内部也有许多问题，他们自身内部势力正在腐朽，战力也在不断衰弱，到了后期甚至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了。
第三，朝廷送岁币带来的政治影响远远大于经济损失，这就好比是向天下人宣告，朝廷就是个花钱买太平的软弱的角色，这样的朝廷毫无疑问正在失去了号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