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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官僚地主即所謂縉紳之家，也利用他們在政治上的優越地位，巧取豪奪，兼併大片土地。就每一戶來說，他們固然比不上宗室諸王、勛戚、太監的占田數。然而，他們人多勢眾，在各地是地主階級中最有權勢者。明末農民戰爭中，官僚地主的動向是最值得注意的問題之一。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軍打擊的重點之一就是官僚地主，而反抗農民起義最頑固的也正是官紳地主。史籍中有關明末官僚地主占田的記載極多。鄭廉記載河南的情況說：&ldo;縉紳之家，率以田廬僕從相雄長．田之多者千餘頃。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頃。&rdo;(24)崇禎初年，河南巡按毛九華上言，&ldo;勢豪之家，仆隸多至數百，奸民乘勢投獻，百姓受其魚肉。&rdo;(25)正是在地主階級的瘋狂兼併下，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絕大多數農民被剝奪了土地，變成官紳地主的佃仆，或者被迫四處流亡。這種情況在當時人的筆下屢見不鮮，如說：&ldo;富者動連阡陌，貧者地鮮立錐。饑寒切身，亂之生也，職此之由&rdo;(26)；&ldo;富者極其富，……貧者極其貧。&rdo;(27)盧象昇在奏疏中指出，&ldo;貧者日益貧，富者日益富，大約貧民之髓富民實吸之。&rdo;(28)顧炎武則說，&ldo;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rdo;(29)這些敘述都表明明末社會的兩極分化達到了十分尖銳的程度。
第三節 國家財政的破產和賦稅的加派
明代的財政，前期以本色（即米，布等實物）為主，中期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白銀等折色的地位逐漸上升，成了國家收支的主要體現物。大致說來，供政府開支用的歸戶部、工部、光祿寺、太僕寺分別掌管，其中主要是戶部的太倉庫。從礦冶徵收的稅金和漕糧改折的金花銀，照例解送內承運庫，除了一小部分作為武臣的俸祿，絕大部分都供御用，成了皇帝的私財，一般稱為內帑。由於明中後期皇帝揮金如土，每年一百多萬兩的金花銀滿足不了他們的欲壑。從明武宗開始，就不斷提取太倉銀兩供內用。萬曆年間，寧夏、朝鮮、播州先後用兵，花去了大量軍費(30)。朱翊鈞又以婚禮、珠寶、袍服等名義，向戶部索取白銀多達一千餘萬兩(31)。更加上乾清宮等修建工程，最後弄到&ldo;太倉、光祿、太僕銀括取幾盡&rdo;(32)，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原先各省、府、州、縣還有自己的小家底，供地方不時之需。後來幾次下令，把外庫的藏銀輸解戶部。如天啟六年，根據南京操江御史范濟世的建議，熹宗朱由校發布上諭說：&ldo;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況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盡力鉤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乏誤，而邊疆何日敉寧。殊非朕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rdo;(33)因此下令各地加緊搜括，藏銀一律解送京師。這種竭天下之力以奉一人的做法，終於導致了內外交困，加速了國家財政的全面破產。國家財政既陷於絕境，皇帝的內帑又捨不得往外拿，為了應付日益增多的軍費開支，朝廷就不斷地加派賦稅。
關於明代賦稅的加派，一般只講主要的幾次。萬曆末年，遼左用兵，每畝加銀九厘，一共加賦五百二十萬兩。這是明末農民大起義爆發以前朝廷加派的餉銀。崇禎三年，再按畝加征三厘，加上萬曆年間的九厘，每畝共征一分二厘，統稱遼餉。這是在明末農民戰爭剛開始時加派的情況。此後，崇禎十年，根據楊嗣昌的建議，天下按畝加糧六合，每石折銀八錢，共增賦二百八十萬餘兩，稱為剿餉；崇禎十二年又以軍費無著，加派練餉七百三十萬兩。先後共增餉銀一千六百七十多萬兩，超過常年歲入一倍以上(34)。直到明王朝滅亡才停止了崇禎年間的加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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