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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偉業的記載後來被采入《明史》，流傳得很廣。其實，歷史上並不存在這次規模盛大的&ldo;滎陽大會&rdo;，理由如次：
首先，從史源學的觀點來看，這件&ldo;史實&rdo;的來歷，吳偉業並沒有交待清楚。他含糊其辭地說，起義軍&ldo;部署已定&rdo;之後有人偷偷跑出來報告，似乎消息非常可靠。然而，像這樣重要的情報，在明末各種官方文書里卻沒有任何反映。特別是當時任河南巡撫的玄默，後來著有《剿賊圖記》；從崇禎七年底到九年春任河南巡按御史的金光宸，把他這段期間的題本編為《兩河封事》(26);當時的兵部尚書張鳳翼也把自己任職期間有關軍務的題本編為《樞政錄》。這三部書都絲毫沒有涉及起義軍在滎陽舉行大會的事。那個&ldo;亡自賊中&rdo;的人究竟向誰報告，吳偉業沒有說，看來很靠不住。
其次，說義軍十三家七十二營首領在滎陽大會，結束於正月壬子日，&ldo;殺牛馬祭天誓師&rdo;。壬子日是正月初一。據此推算這次大會當在崇禎七年十二月下旬召開。然而，可信的史料卻表明，義軍來到滎陽是八年正月間的事，攻克滎陽縣城在正月初六日(27)。這就排除了七年年底在滎陽召開&ldo;十三家七十二營&rdo;這樣大規模會議的可能性。
第三，吳偉業記載起義軍召開&ldo;滎陽大會&rdo;的背景，是兵科都給事中常自裕上疏請調關寧、天津兵前往河南協剿，奏章由崇禎帝批交所司（即兵部），&ldo;議未定&rdo;，就被義軍所&ldo;偵知&rdo;，方才有各路首領集會共同商量&ldo;逆拒官軍&rdo;之舉。文中轉述李自成的話也有&ldo;雖關寧鐵騎至，無能為也&rdo;。那麼，常自裕是什麼時候上疏的呢？《平寇志》，《懷陵流寇始終錄》等書都記載在崇禎八年正月上旬。從當時兵部尚書張鳳翼的題本中可以知道，常自裕上疏要求&ldo;調發關門夷、漢丁五六千、天津招練兵三四千&rdo;前往河南之後，朱由檢立即批給兵部&ldo;看議速奏&rdo;。正月十三日，張鳳翼具題建議從&ldo;鐵騎營量調三千，於天津調二千。敕下該撫各選能將統領星馳赴豫。&rdo;十四日，朱由檢批示要兵部&ldo;將各處兵馬通行打算&rdo;，該增的增，該調的調，然後&ldo;責成督撫大舉會剿，刻期盡滅，以圖底定。&rdo;正月十九日，張鳳翼同戶部尚書侯恂會商之後，提出了一個調兵六萬四千，籌餉銀七十八萬兩的通盤計劃。二十日，朱由檢批示中提出&ldo;鐵騎三千是否足用&rdo;？命兵部再次會議。同一天，張鳳翼建議再調鐵騎營二千、天津兵三千、四川白杆羅網壩兵三千，總兵力增加為七萬二千名，餉銀再加十五萬兩，合計九十三萬兩。二十三日，朱由檢批准了這個計劃，下令&ldo;限六個月掃蕩廓清。&rdo;(28)以上就是明廷密議調兵籌餉的全部過程，這個時間表確鑿無疑地表明吳偉業所說的&ldo;章下所司&rdo;和商議過程，是崇禎八年正月中旬到下旬的事。試問，起義農民怎麼可能在崇禎七年十二月就&ldo;偵知&rdo;當時連影子都還沒有的事情呢？可見，《綏寇紀略》所述&ldo;滎陽大會&rdo;召開的起因和議題，同基本的歷史事實鑿枘不相容，顯然出於好事之徒的附會。
第四、再看這次&ldo;大會&rdo;的決議。即&ldo;分兵定向&rdo;。我們認為，在當時是不可能制定這種計劃的。崇禎七年以後，起義軍的力量有相當大的發展，但仍然弱於官軍，作戰的時候總是採取避實就虛的戰略，談不上事先確定作戰方向。如果考察一下崇禎八年正月以後各支起義軍的運動情況，可以看出所謂&ldo;分兵定向&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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