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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义吗，难道要把孝宗当作世宗的臣子吗？这里面无疑存在着一个自相矛盾之处。所以，清代人在修《明史》的时候，也总是议论纷纷。为此，学者毛奇龄曾专门写了一篇《辨定嘉靖大礼议》的文章，从经学的角度专门探讨明代人疏于知礼。但是，今天看来，大礼议一事，并无是非曲直，倒是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皇权的专制力量之强大。后来，议礼一事还不仅停留于此。世宗非但对其生父称帝称考，而且称皇称宗，乃至超越武宗而配享于明堂。这样的做法，连张璁等人都觉得有些不对。但是，谁又能节制皇帝的随心所欲呢？晚明学者黄景■说得好：‘有导其源，思节其流，难矣！‘其实，后来世宗的随心所欲，又何止在大礼议一事上，在迷信道教上，他更是走得越来越远。
世宗迷信道教，在明代皇帝中是最典型的。他为自己取了几个很长的道号，大概凡是道士们喜欢使用的字词，在嘉靖的道号中都容纳进去了，真是可笑至极。例如，他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元真君‘、‘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又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元都境万寿帝君‘，把自己当作道教的神仙。
从16岁始，世宗就开始喜欢上道教的斋醮活动，即建坛向神祈福的活动。从嘉靖二年（1523）起，世宗的斋醮活动就开始受到群臣的关注与劝谏。第一个诱引世宗进行此类活动的人，可能是太监崔文。在四月份给事中张嵩的上疏中说：‘太监崔文等于钦安殿修设醮供，请圣驾拜奏青词，是以左道惑陛下，请火其书，斥其人。‘闰四月，杨廷和也劝皇帝不要迷信道教：‘斋醮祈祷必须预绝，其端不可轻信‘，指出斋醮活动是道教之人假借来骗衣食的，虚诞诬罔。但是，世宗浑然不以为意。群臣在劝谏斋醮活动的同时，还不断地提及要皇帝‘宫寝限制、进御有时‘、‘亲幸有节‘，要节制女色。一个刚刚即位才一年多的17岁皇帝，竟然就开始迷上道教与女色，可想其精神是多么的空虚。所以，世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堕落得最快的一个。在世宗在位的45年中，他对于道教的痴迷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嘉靖朝的不少政治事件，也与道教有关。比如说嘉靖朝严嵩的垮台，就是道士蓝道行借扶乩（ji）之名指严嵩为奸臣而起。概括地说，世宗的信道活动中，前后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一个是邵元节，一个是陶仲文。世宗所宠幸的道士中，唯二人恩宠日隆，始终不替。
邵元节：江西贵溪人，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还在正德年间（1506～1521）的时候，宁王朱宸濠就曾经礼聘他去宁王府，但遭到拒绝。因此，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的叛乱被平定后，邵元节非但没有受牵连，反而被道人们认为‘有识‘而受到尊崇。嘉靖三年（1524），迷恋道教的世宗召邵元节入京，让他居住在显灵宫中，专门掌管祷祀之事。显灵宫在宫城之西，修建于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嘉靖初年，皇帝还专门修建显灵宫的昊极通明殿，用以祭祀道教神仙浮德王、宝月光后。邵元节的法术，很快就在不久的一次求雨中应验了。这让皇帝很高兴，同时也增加了对邵元节的信任。他封邵元节为真人，让他主管朝天、显灵、灵济三个道观，总领天下道教。从嘉靖三年（1524）到嘉靖十八年（1539）病逝，邵元节无疑是世宗最宠幸的道士。皇帝还曾派人在邵元节的家乡贵溪建造道院，名仙源宫。
陶仲文：在邵元节之后，他的朋友陶仲文取代了邵元节的位置，专宠20年。陶仲文，初名典真，湖广黄冈人，曾做过黄梅县的县吏、辽东库大使。后来，他来京城，就住在邵元节的邸舍中。宫中有一些事情因邵元节年老不能去的，就让陶仲文代替去办。从嘉靖十八年（1539）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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