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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老部队129师386旅的一部分在解放战争时参加了保卫延安的一系列战役，后来成了一野的一个主力师，这个师的一个主力团的前身是李云龙独立团的一营。这样一来，李云龙和四大野战军都能扯上点儿关系。
政治斗争的经验告诉马天生，想扳倒一个元帅或一个大将并不难，因为他们的地位太高了，离政治旋涡太近了，一有风吹草动便注定在劫难逃。而李云龙这类的将军则不同，由于他复杂的经历，使他在军内的关系盘根错节，他不同时期的老战友构成了这支军队的中坚力量，这些将军不是当野战军的军长就是省军区司令，官职虽然不算很大，但都是手握兵权的实力人物，他们离高层之间的政治斗争较远，想扳倒这样的将领，政治借口是不太好找的，也容易引起军队的不稳定。
马天生认为，他和李云龙的矛盾不是出于个人恩怨，主要是两人之间的政治观点南辕北辙。“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指挥的，其目的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除此之外，别的都是小事。可李云龙的表现引起了马天生的政治警觉，他凭直觉感到，李云龙对“文化大革命”这个群众运动抱有很深的成见和反感，从观点到行动都似乎故意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着干。这个人别看文化程度不高，但城府极深，喜欢干实事而不喜欢多说。马天生想，他都干了些什么实事呢？从他性格上分析，他可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城市打成这样，他会视若无睹？杜长海死得很蹊跷，马天生可不是傻子，他才不相信那个神秘的杀手是来自“井冈山兵团”。活干得干净利索，极其专业。马天生自然而然地想到那支神秘莫测的特种分队，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杜长海之死和这支特种分队有关，这就有文章可做了。
热线那头的首长听了马天生的汇报后一反常态地没吱声，似乎在考虑什么，过了好一会儿，首长才说：“看来调查一下是有好处的，知彼知己嘛。这个李云龙说起来哪个山头也不是，又和哪个山头都有联系，这不是个能轻易搬动的人，不冲别的，就是曾在一军团干过这一条，他头上就有了保护伞，林总的老部下，谁碰得？除非你能拿出过硬的材料证明他对抗‘文革’运动。你要密切注意，以这个人的性格，他迟早要作出点儿事来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嘛，你应该知道，谁想对抗‘文革’运动，不管他的资格多老，功劳多大，都不会有好下场的。”马天生默默地挂上电话，心想，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1967年2月，中央军委的几位副主席、元帅和政治局的几个资深的领导人，为了保持军队的稳定，表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满，在怀仁堂大闹了一场，惹下弥天大祸，被称为“二月逆流”。此事触怒了毛泽东，他把几个政治局委员召到书房，面色阴沉，语调严厉地说：“终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到底还是有人跳出来，公开地反对‘文化大革命’了……”毛泽东又情绪激动地说，“要闹个什么结果？把张春桥、姚文元拿去枪毙，把江青绞死，我和林彪再上井冈山去打游击！把北京留给他们？”处于权力顶峰的毛泽东动了雷霆之怒，任你是身经百战的元帅、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军都噤若寒蝉，旋即消失在政治舞台上。在广袤的国土上，政治风暴又起，反击“二月逆流”、反击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些口号成了此时中国的主旋律。全国到处在冲击军队，八大军区全部遭到冲击，全国军分区以上的单位80%受到冲击，70%的各级军队负责人被揪斗，造成军事通信中断，指挥失控，北京的三大总部及各军、兵种总部几乎全部瘫痪。
这段时间，李云龙连续接到在北京的各总部工作的老战友打来的电话，他们都劝李云龙要作好准备应付更大的麻烦。至于为什么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谁也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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