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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和大量收编胡匪所组成的，虽然也有不少农民和各阶层抗日群众参加，但是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人民的武装。一方面它是抗日的，另一方面，它又有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因此，它也就不能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甚至还脱离群众。
东北义勇军各部往往滥发空白委任状，滥收胡匪;有的委任贪官污吏，纵使搜刮人民，借机发财;还有部分军队纪律很坏，尤为东北人民所不满。旧奉军原来的纪律本已不够好，时有扰民情况，但是多少还能保持旧军队的纪律;至于收编的胡匪，更是纪律荡然了。例如李海青部进入大赉县城时，将商店抢光，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把农民的马匹全部牵走，见着行人就强换鞋帽，拿不走的东西丢弃满街，甚至还有强拉青年妇女成婚之事。后援会委任的义勇军司令武中原不去东北抗日，竟在北平前门外旅馆大卖委任状敛财。甚至还有义勇军到北平后，竟有在北新桥、东城一带进行抢劫的。因此，许多地方的群众，往往一听到义勇军要来，便坚壁清野，逃避一空。象这样严重脱离群众、危害群众利益的队伍，怎么能不失败呢?
最后，各部义勇军互相之间，不能团结一致，合力御侮，甚至互相掣肘，摩擦冲突，也是它的一个致命的失败因素。江桥之战，盯李、冯各部按兵不动;及至盯李、冯在哈尔滨和敌伪发生战斗，马也坐视不救。最后到苏炳文抗日的时候，已成了孤军奋斗的局面了。而吉林的义勇军刘万奎部在撤退途中竟把李杜的旅长马宪章击毙，王德林和自己的副司令孔宪荣不和，唐聚五和东边的将领闹意见，到北平后还公开地互相攻讦。辽南、辽西各部亦有自相火并、大鱼吃小鱼的互相残杀行动。
除了上述原因外，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也是失败的主要因素。当时国民党政府如能出兵东北，坚决抗战，这三十万抗日部队一定能起很好的配合作用，其结果当不至如此。
大转移
1931年918事变时，张学良下令不得抵抗，他认为日军仅仅是挑衅而不是大规模发动战争。部分东北军队纷纷败退，但一些爱国将领、地方士绅及胡子部队，纷纷行动起来打击日军。但因种种原因，东北抗日义勇军遭遇不利局面，一些义勇军不得不进入关内休整，但是最北面的抗日义勇军却前退两难，后退是苏联，前面是汹汹日伪军。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关注这支部队的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进行了艰辛的谈判，最后，双方议定:东北抗日义勇军经过苏联西伯利亚区域，转折进入中国新疆，途中，苏联政府提供便利保障，国民政府支付三百七十万美元，作为此次转移的费用支付给苏联。这部义勇军出发时四万多人，其中家属婴幼儿一万多人，到达新疆后，军队残余1万多人，家属仅有5千人，家属和部队全数不足二万人，其中在距离新疆200公里处牺牲尤多。期间，由于食物不足，曾发生“易食”现象，国民政府提出增加美元请苏联政府提供更多食物，但苏联政府自己部队的供应尚且不足，此事已经不是美元的问题了。在距离新疆国门不足200公里的最后一段路程中，因心理放松，许多义勇军憋着一口气松懈，眼看归国有望，牺牲万人之多。此乃我中华民族历史悲壮惨烈之一幕也。
入境后，新疆地方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义勇军将士，将士被热烈欢迎的新疆群众紧紧围住，行军速度大大减慢，日行二三里，一些新疆各族人民群众更是为此不计成本而倾家荡产，或负债累累而不计。如一家史姓家族，把自己的财物换成食物，供给大军食用。而锡伯族根据清政府指示由大东北迁徙新疆守边，乾隆皇帝原本答应他们70年后到沈阳生活，但清王朝灭亡了30年，这些锡伯族也没有迁徙沈阳，有朝一日见到来自家乡的亲人，无不热泪盈眶，锡伯族群众紧紧抱着衣衫褴褛的义勇军将士官兵，泪流满面不肯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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