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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想后、仔细斟酌，严嵩最后写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奏疏交给皇上。世宗对他的骑墙态度非常不满，亲书《明堂或问》，警示廷臣，言语犀利，坚决表示要让其父明孝宗献皇帝称宗入庙。这对严嵩刺激很大，他惶恐不安，生怕皇帝怪罪。于是，严嵩尽改前说，完全顺从皇帝的意思，为世宗的生父献皇帝祔太庙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礼仪，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在祭祀礼毕后，写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文笔绝佳，很得皇帝赏识。这件事在严嵩的宦海生涯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成为他政治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他平步青云。
严嵩终于帮世宗实现了生父称宗入庙的心愿。世宗在“礼议”之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严嵩功不可没。而在这件事上，严嵩也接受了教训——从此，他对世宗言听计从，走上了“柔媚之臣”的道路。
5.与夏言的斗争
世宗在政治上无甚建树，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玄修上，热衷于炼制丹药和祈求长生。在那些看似神秘的仪式中，他经常需要撰写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词，由此就产生了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都非常奇特的青词宰相。
所谓青词，就是道教斋醮时上奏天帝所用的表章，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名。这是一种赋体文章，需要以极其华丽的文笔表达出皇帝对天帝的敬意和求仙的诚意。世宗经常要求臣下进献青词，写得好的立即加官晋爵，甚至入内阁。当时朝中的许多大臣都因进献青词而得宠，严嵩同榜的状元顾鼎臣就因青词得宠而入内阁。严嵩文笔颇佳，所作青词无不合乎世宗之意，因而找到了一条升官的捷径。嘉靖十八年（1539）正月，皇帝举行“尊天重典”，礼部尚书严嵩尽职尽责，作青词颂德，被特加太子太保。当时，夏言与严嵩“俱以青词得幸”，时人讥为“青词宰相”。
这个夏言也非等闲人物，因在大礼议中站在皇帝一边而骤然受宠，曾在世宗朝前期担任过礼部尚书，后来又担任内阁首辅。他在严嵩的政治生涯中起过重要作用。他曾经是严嵩向上爬的阶梯，后又与严嵩相互倾轧。在经过了长达十余年惊心动魄的争斗后，他被严嵩陷害，惨遭弃市（弃市是古代的一种刑法，在闹市处以死刑，并将犯人暴尸街头）。
夏言是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才考中的进士，要比严嵩晚十多年，但是他升迁很快，职位比严嵩高。嘉靖十五年（1536），夏言入阁拜相，十八年（1539）升为首辅。严嵩在重返仕途的十多年里，一直担任没有什么实权的官职，这令他既苦闷又很不甘心。此时，夏言进入了他的视野。夏言与他是江西同乡，有了这样一层关系，他对夏言极力巴结，曲意奉承，终于得到夏言的信任，多次为他引荐。严嵩就是在他的提携下升任礼部尚书的。
然而二人的关系并非铁板一块，夏言对他又拉又打。在严嵩日渐宠信、欲入内阁之时，却因夏言的阻止未能如愿。严嵩表面上依旧对夏言恭谨和顺，背地里却恨得咬牙切齿，开始谋划如何扳倒夏言。夏言“豪迈有俊才，纵横辨博，人莫能屈”，为官勇于扶正，但他仗着皇帝的宠信，有些骄横，有时在世宗面前也态度疏慢。当时在大臣中颇有微词，有“不睹费宏，不知相大；不见夏言，不知相尊”之语。严嵩就利用夏言性格上的弱点，大做文章，在言行上和夏言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对世宗更加俯首贴耳，阴柔谄媚，处处表现得谦卑忠勤；对同僚更加恭敬礼让，因而很得人心。
在一些具体事件上，严嵩某些如小丑般的表现，更是让世宗非常满意。按明朝冠服制度，皇帝戴的帽子是用乌纱折巾而成的，称为翼善冠。明世宗推崇道教，不戴自己应该戴的翼善冠而戴香叶冠，也就是道士帽。他还特制了五顶香叶冠分赐给夏言、严嵩等人。夏言认为这不是大臣的正式朝服，不应该戴，因此从来没有戴过，世宗对此非常生气。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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