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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卿能力自然是出类拔萃的，不然王安石也不可能将之倚为臂膀，但其人太过务实和功利的风格，让他很难与之共事。
“现在的问题不是朕返京之后如何亲政，而是在亲政之后，该有什么举措。”赵煦这时候无意协调他们两人的关系，行事风格，施政理念完全不同，捏不到一块去的。何况如今也只是暂时共事，将来还是要分开委任的。
“官家，臣以为还是当从单个方面入手，然后再逐步扩展到其他地方，这种和风细雨式的渐进改良才能最大程度减少阻力。”苏轼阐述自己一贯坚持的理念。
吕惠卿显然不认同，“臣以为不可，官家自汴梁而出，而今行程数千里不止，当见识到了旧党试图尽废新法，可新法深入民间已不是简单废除法令能做到的了。于是无论朝廷还是地方一些熙宁年间的政令尚存，却无法推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造成朝政混乱。而旧党们又一心只为党争，甚少考虑建设，这已经让国家处在很危险的境地，官家当不做犹豫，再行新法。”
两边说的都有道理，元佑年间旧党把持朝政，先贬斥新党，之后旧党内部又起党争，苏轼就属于不入新党，又不容于旧党的例子。
党争不息，大员们不断被贬斥到地方，宰执们几乎一两年就有更换，这般频繁调动，谈何施政纲领？
可也正因如此，旧党把持朝政多年，内太皇太后支持，外有既得利益者的庞大士大夫阶层拥护，四位宰执无一不是坚持恪守祖宗法制的保守派，要施行改革，不管改革内容是不是王安石的新政，推行的阻力总也是要考虑的。
“若不然先从对外入手，进一步敲定跟辽国友好和睦的约定，促使耶律洪基禁止契丹人入境劫掠。然后对西夏用兵，或者是示敌以弱，引西夏入侵一举挫败他们。”赵煦之前考虑过这个问题，这时陈述自己的理念，“由外而内树立威信，再考虑更换宰执，推行政令应该会好上许多，你们怎么看？”
王厚不是文臣，所谓党争非他所长，亦非他所愿，听到对外之事，自然赞同的。
“臣以为正该如此，西夏境内梁太后主政上下失和，民怨沸腾，正是夺取横山的好时机。”
苏轼和吕惠卿见官家不说强推新法之事，自然是有喜有忧，而诚如官家所说，由外向内施压或许是较好的缓和方式。
至于之后推行改革政令到底是熙宁新法，还是另辟蹊径的救国救民之路就是之后再考虑的事了，这时候争论没有什么意义。
于是两人也纷纷表示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