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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月米”，大致为每位官员每月支取1石。这是官员每月生活的基本保障。
二是“折绢米”，即以绢折米，官员俸给每年有2个月支取的是折绢米，通常为绢1匹，折银7钱。
三是“折银米”，即以银折米，每年有10个月支取的是折银米。
明代官员禄米俸钞之数，最初确定于洪武十三年（1380）。至洪武二十五年，又重新更定官禄，从正一品每年的俸给米1044石，一直到从九品每年的俸米60石，随之成为一代定制。
说一句大实话，明代官俸之薄，确实堪称历朝历代之最。
这样低薄的官俸，难免导致这些下层官员出现“不足供饔飱”的生活窘况，于是，为了自己家人不知道与跟着自己饿肚子，这些官员自然要想别的办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额外收入。
明代官员的额外收入，分为正常的额外收入与非正常的额外收入两类。
以正常的额外收入而论，明代官员大致可以获得如下数种收入：
一是来自朝廷各种名色的赐赉，尤其是在朝的大臣，所得赏赉则相对更多。
二是赐给官员“节钱”，属于官员过节时的补助性收入。这种节钱，又称“公宴钱”。
三是地方官员可以支取“马夫银”，类似于交通津贴。
四是官员出差的廪给，相当于官员的出差津贴。
五是官员得第出仕，可以从朝廷那儿获取正当的牌坊银，并在他们的故乡竖立牌坊。
如唐顺之在中进士后，曾按惯例从地方官府那儿获取100两银子的牌坊银。
明代官员非正常的额外收入，大致有以下两种：
其一，合法的额外收入。明代官员合法性的额外收入，大多来自官场交际性的收礼，如各省进京入贺的官员，全省府、州、县均需要赠送“赆仪及长夫”，其数有时多达“三五百金”，亦即300两—500两银子。
其二，违法的额外收入。明代官员违法的额外收入，显然相当丰厚，大抵已经占了明代官员收入的大宗。
此类额外收入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贪贿而增加额外收入。
按照明代的俗例，每当朝觐之年，地方知府、知县以上官员，“必人辇一二千金入京，投送各衙门，及打点使费”。
根据明末人陈子龙《安雅堂稿》卷十的估算，一个仅仅管辖百里的知县，从布衣身份，直至官拜御史、给事中，所费最少大约也要数千两银子。
这些无端的亏空，府、县官员自然是不可能自掏荷包，最后的结果就是一级一级地通过纳贿等方式加以补齐亏空。
二是通过侵克而增加额外收入。以宜兴县为例，据唐顺之的揭示，地方百姓为了供奉县官的饮食起居，“岁为金者以百计”，即每年将达100两银子。
三是通过勒索、科敛而增加额外收入：根据成化十五年（1479）明宪宗所下圣旨的揭示，当时管理京城九门和通州各处抽分厂的内外官员，大多不遵法度，将那些原本不该抽税的柴米等项物品，“一概擅自抽分，或差人四散当拦，巧取财物”。
要知道，到了明末时期，大明王朝传到崇祯皇帝手上的时候，已经走过了260多个年头，这时候的国家已经是千疮百孔，各种内忧外患不绝，而崇祯帝在位一共17年，用尽一切办法也没有能够挽回。
根据后世的分析，其实明朝最后灭亡的原因最主要是“穷”。
由于穷所以没有钱赈济灾民，所以最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打到了北京；由于穷所以没钱支撑军队打仗，最后给后金捡了漏子。
可是，当时大明真的很穷吗？不见得吧，洪武之治，仁宣之治，弘治中兴三个盛世的积累下，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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