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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御，除了沿辽河的长城外，他们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全民皆兵，一切以战时为中心的军民合一体制。
他们以城市为据点，将城市周边能辐射到的居民，纳入自己的攻防体系，闲时务农，战时全部驱赶进城，全民皆兵。
这种兵农一体的体制，是一种先进的战时管理体制，会迸发出极大的战斗力。
但隋朝对于辽东的了解，对于高句丽的认识，可谓一无所知，他们还停留在自诩大国上国宗主国的地位。
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将让隋唐二朝，四任君主，吃尽苦头。
这可以从杨坚给高句丽王高汤的一封文书中明显透露出来。
当隋朝探知高句丽在备战的消息之后，杨坚下了道诏书，谴责高句丽王高汤，认为他虽称藩附，未尽臣节。
在诏书中，杨坚长篇大论，居高临下地对高句丽王汤说道：“彼这一方，虽地狭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虚置，终须更选官属，就彼安抚。王若洒心易行，率由宪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劳别遣才彦。”
这就是隋朝君臣对于高句丽实力和地位的真实认识。
这种认识，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
他们延续了中原王朝对高句丽的册封制度，传统上，高句丽王一直都由中原王朝册封，才是法理上认可的道统。
在心理上，隋朝一直以高句丽为中原王朝的固有领土，其臣民也属于自己的藩附。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对面的高句丽，已是一个高度文明化和战争化的国家，或者说是一驾战争机器。
杨坚对于高句丽备战的小动作，做出了恐吓。
他在诏书中明确写道：“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句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
杨坚对于高句丽发出了赤裸裸的战争威胁，事实证明，这并不只是口头的威胁。
整个隋朝，虽然并没有一个高句丽问题专家，但当时隋朝生气勃勃，如日中天，对待周边小国的政策，上策以德服人，如有不服，就直接暴力征伐。
不服就开干。
这种行为，是由隋朝大国的超然地位和强大实力所决定，势所必为，理所必然。
高句丽王高汤接到杨坚的诏书之后，知道自己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要发生，日夜忧惧成疾，不久就一命呜呼。
继位的高句丽王高元，虽然知道战争不可避免，却尽量拖延发生的时间，已利于高句丽的备战。
在册封高句丽新王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细节。
按照传统，中原王朝需要册封高句丽的继任者为王，但杨坚为了敲打一下高句丽新的继任者，只封其为辽东公，只是将其看成隋朝一个普通的臣子而已。
这是一种蔑视，高句丽王高元并不想做儿皇帝。
高句丽发展到现在，已成为事实上的区域性大国，当然已不可能满足于“公”的封号。
于是，他上表请求封王。
双方明里暗里，你来我往，二国之间激烈的交锋和请求，已经掩盖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但杨坚最终同意，封其为高句丽王。
但高句丽并不满足，或者他们认为，在东北亚，他们才是真正的话事人。
在新王登基的第二年二月，高句丽就主动出击，率领万余靺鞨的军队，攻击了隋朝的辽西。
这是高句丽王朝主战派的一种态度或者是试探，他们并没有长期占据隋朝的城镇，而是一击即走。
这更大程度上，是为了显示高句丽作为区域霸主的力量和既成事实。
他们本身的军事力量，和能随意征召来少数民族军队的能力，是一种示威，他们想让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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