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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沈阳市工商联秘书长。
1952年调任长春东北地质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1955年调到北京，任中国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秘书长，曾经三次率团赴法国里昂、摩洛哥及德国莱比锡等地参加国际博览会，为促进中国与各国的贸易文化交流、民间友好往来，发展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以及宣传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建设成就，作出了很大贡献。
1961年，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党委第一副书记。
1963年回湖南任省政协副主席。
明摆着的一线希望就此中断，吃亏的除了罗汉荣，当然还有顾星奎自己。
顾星奎就是那种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男子汉。
罗汉荣不能过多的对他作出勉强。以至湖南省政法办公室把罗汉荣的材料调去后，因其中没有见到‘熊胡子’文士桢的证明，最终还是没有解决罗汉荣是否龙寿县地下党员的问题。又一次机会擦肩而过。
1966年4月12日，罗汉荣启程离开龙寿，15日到达北京。他路过长沙时，几经辗转，找到了谢勇。他对躺在医院高干病房里的谢勇讲了要去北京见帅孟奇的打算。谢勇要他莫去，说是不得接见。又说你一个手艺人，哪里来这么多路费钱嘞！罗汉荣还是坚持要去。
4月16日接近天黑前，他抵达北京，到了全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位女同志热情地接见了他，与他只谈了几分钟，就拿出了他的档案材料，说：
“我们对龙寿县去信，要你的材料，他们不寄。你去找党的领导，我个人认为很好。”
罗汉荣说：
“我要找老上级帅孟奇。但我找不到中央组织部在哪里？”
高院的这位女同志耐心地给他作了详细指点。
第二天，罗汉荣找到西单，门口没有门卫，只有一个老头，他讲要找帅孟奇。老头说你怎么晓得帅孟奇在这里？
罗汉荣机智地回答：
“她是我的老上级，又是我的大姐，我怎么不晓得她在这里呢？我当然晓得嘛！”
那老头就给了他一张条子，要他按条子上指定的时间去见帅孟奇。
他高兴地回到住地。
晚上，有人来查他，问他是不是扒手。他就拿出银行存折，以证明自己不是扒手。查他的人看了银行存折，也就没找他的麻烦了。
第二天，罗汉荣来到西单，一下找错了门，找到了中央监委。他仔细打量，门楼很普通，还比不上湖南一个厅局的大门那样威严。他整了整衣衫，心想不能做出一个逗拐子的相，于是昂首挺胸地走了进去。
中央监委接待他的也是一位女同志，满头银发，灰呢子上衣，面色平静，两眼钁烁，语速节奏明快，口气温如春水。
她倾听罗汉荣的诉求，中间没有打断他的话，而且边听边记录。最后，她说罗同志你要找帅孟奇，应该去中央组织部。
她给罗汉荣作了指点。
罗汉荣想到自己作出这些努力，就是为了一个地下党员的身份。可这个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的身份，就是得到确认和落实。他十分明白，任何人都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都有需要借芭蕉扇的时候。有关方面的有些人就是掐准了他的这一痛处，他想落实地下党员的身份，则偏偏不给他落实。他越想要，他越不给。无论什么，都拿这点来压他。他要想地下党员的身份得到落实，又必须停靠有关方面的有些人，别无选择，另无他途。他明明知道有关方面的有些人掐了他的痛处，他也只能让他们掐着。挣也白挣，拼也白拼，只能顺从。人在矮檐下，顺从是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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