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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让，次曰熙谨，次曰熙诲。宜哥与其二，皆为汉诛”；宋乾德二年（964），“熙谨卒，熙让、熙诲不知所终”。还有一个孩子被潘美收养了，后来颇有建树。
开宝六年（973），二十岁的柴宗训在房州去世，此距禅位已有十四年。赵匡胤素服发哀，辍朝十日，溢号恭帝，葬周世宗陵之侧旧顺陵。
郑王死后，小符太后出家号为玉清禅师，淳化四年十月（993），小符太后薨，宋廷以后礼葬于懿陵，陪于其姐西北。
柴宗训的儿子柴永琦被降封为郑国公，从此世世代代世袭爵位。
宋仁宗时期，柴宗训的嫡系断了。仁宗诏取柴氏谱系，选择柴氏旁支一名辈分最大的封为崇义公，担任了祀奉后周宗庙的职位。寻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又诏每郊祀录周世宗子孙一人。
至和四年（1057），封柴泳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祀，子可袭封，并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
宋神宗时，录周世宗从曾孙柴思恭等为三班奉职。
宋徽宗时，诏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再官恭帝后为宣教郎，监周陵庙，世为三悟。
南宋时，高宗、理宗诸朝也时有封柴氏袭崇义公之爵。
可见，在整个大宋朝，柴氏子孙所受封赏一直与宋朝相始终，宋廷如此优待亡国之后裔，这在其他朝代是少有可比的。
《水浒传》以此为蓝本，演绎柴家后人“小旋风”柴进，说他拥有御赐的“丹书铁券”，无论柴氏子孙犯有多大的罪过，大宋朝廷一律不予追究，说明大宋善待柴氏子孙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第二条，对于“不得杀士大夫”一项，大宋重文抑武，赵匡胤及其后继者，确实比较严格地遵守着。
太祖在平定南方各割据政权时，坚持不杀降王。如平定后蜀，召其国君孟昶入京。有大臣密奏，请擒杀其君臣，以防生变。
太祖怒批道：“汝好雀儿肚肠！”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云：“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这在历代历代都是很少见的，开国皇帝多数都是执行“斩草除根”，赵匡胤坚持不杀他们，让他们在京城自由自在出入，而且还封官加爵。
宰相赵普好几次在赵匡胤面前说起以前不善待自己的人，想把他们给法办了。
宋太祖给他的答复是：“倘若在凡俗尘世都能认出日后的天子宰相，那人人都去寻找了。”坚决不允许动他们，此后，赵普再也不敢在赵匡胤面前提起类似话题。
一代名相范仲淹曾由衷地赞叹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北宋后期出现的冗官现象，与誓碑规定的优待士大夫，不轻易诛杀大臣政策，有直接关系。
神宗时期，陕西用兵失利，准备斩一朝臣时，宰相蔡确进谏道：“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
可见，誓碑这一祖宗家法，一方面激发着文臣士大夫的爱国热忱，一方面也使一些掌权的文臣无所顾忌，甚至横行不法。
当然，誓约的“不杀”不等于绝对不能杀，对乱臣贼子、贪官污吏，激起民愤的，还是可以将家法放在一边而开杀戒的。
太祖在位时主要因谋反和贪污受贿罪处死过一批官吏，这是开国初期整顿吏治所必需的。《宋史》赞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
然而不杀大臣这一条大宋基本国策，得以顺利实施，都是太祖誓碑上的誓约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条奇怪的路
赵匡胤出身行伍，为了江山社稷，他对武将的防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对各种威胁政权的事，考虑得相当缜密。
大宋的兵工厂，里面的强弓劲弩不尽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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