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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实胜其子数倍，颇为其国人所尊敬，且深明大义。光绪八年不得已而虏归，兹宜晓以大义，赦其回归，使其父子同心协力，于其国计颇有裨益。
李鸿章像袁世凯以上之意见，颇为李鸿章赏识。加以李左右人又多赞袁才略，于是李将袁条陈并附己之意见，达知清政府。政府主政诸人不加断决，嘱李鸿章自行出奏。李以政府既不反对，遂将袁两次在韩功绩并其条陈及大院君赦回与清国有益之旨，奏达清廷。奉旨赏袁世凯以知府用，并加三品衔。
“（光绪）十三年，鸿章遵旨筹议朝鲜通使各国体制，奏言：电饬驻扎朝鲜办理交涉通商事宜升用道补用知府袁世凯，转商伊国应派驻扎公使，不必用‘全权’字样。旋于九月二十三日接据袁世凯电禀：准朝鲜外署照称：‘奉国王传教，前派各使久已束装，如候由咨文往返筹商，恐须时日，请先电达北洋大臣筹覆。’并据其国王咨称：‘近年泰西各国屡请派使修聘，诸国幅员权力十倍朝鲜，不可不派大公使。惟派使之初，未谙体制，未先商请中朝，派定后即饬外署知照各国，以备接待。兹忽改派，深恐见疑。仍请准派全权公使前往，待报聘事竣调回，或以参赞等员代理，庶可节省经费；并饬使至西国后，与中国大臣仍恪遵旧制。’等语，辞意甚为逊顺。臣复加筹度，更将有关体制者先为约定三端：一，韩使初至各国，应请由中国大臣挈赴外部；一，遇有宴会交际，应随中国大臣之后；一，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先密商中国大臣核示，并声明此皆属邦分内之体制，与各国无干，各国不得过问。当即电饬袁世凯转达国王照办。兹复准王咨称：‘于十月杪饬驻美公使朴定阳、驻英德俄意法公使赵臣熙先后前往，所定三端并饬遵行。’臣查朝鲜派使往驻泰西，其国原约有遣使互驻之条，遂未先商请中国，遽以全权公使报闻各国。此时虑以改派失信，自是实情。既称遣使后与中朝使臣往来恪遵旧制，臣所定拟三端又经遵行，于属邦事例并无违碍。”（《清史稿》卷三一三）
所有赦回李罡应一切事宜，著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妥商具奏。李鸿章得清廷谕旨，遂会商总理衙门，派袁世凯为护送员，赦大院君归国，并密授机宜。袁告大院君曰，汝今得归，皆我于李中堂前力保，慎勿负中堂恩及世凯意。并令大院君盟誓，归国后当令韩王永远臣服。并有种种约束。
第五节护送大院君返国
是年秋九月，袁世凯奉清廷命，携赦书送大院君返国，名曰大赦还乡。
“是年，释李罡应归国，熙奉表谢恩，贡方物，留抵正贡。”（《清史稿》卷三一三）
“袁自与日本开衅，由朝鲜解职归国后，屡上书言朝鲜事，以此于李鸿章。李知其少年浮躁，不学无术，置弗答。时朝鲜王之父大院君被拘留于天津，廷议遣回，袁乃曰与鸿章之左右相结纳，竭力献媚，使揄扬其在朝鲜时之举动，谓为夙孚人望，鸿章笑颔之。既而又重贿鸿章幕客，托为说项，遂以护送大院君回国之事委之。袁临行时，忽请率兵往，鸿章斥曰：‘中国已与日本订约，彼此不得以兵赴朝鲜，尔未闻耶？’袁唯唯，始与大院君乘轮东渡。而朝鲜王妃闵氏深忌大院君，且恶袁。时有洪在义者，曾救妃死，袁乃先使人纳重金于洪，使言于妃，谓抵京时必迎候如礼。妃雅不欲，袁因出所携珠宝、绸缎尽以馈之，妃大悦，始设幕于南门外，以备郊迎。大院君既归，袁留朝鲜十余日，回天津谒李鸿章，自诩其调和朝鲜王室之功。又谓朝鲜欲与俄人相结，请预防之，鸿章以为能，故有派充朝鲜商务委员之事。”（《袁世凯轶事》）
呜呼，以国君之父，虏之归之，皆出自他国，已属公理所无，又曰“大赦还乡”，故各国报纸皆以此四字题著为论说，訾议繁兴，韩君臣皆耻之，而王妃尤甚。抵汉城日，王妃使杀壬午变乱所牵涉者三人，以耻大院君。袁世凯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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