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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俊生通过施展手段掌控了清平县的工商业，现在又准备插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权力一旦失去了控制，必然导致极度的腐败。
现在花县长就是处在这样的情形下，全县上下除了歌功颂德，溜须拍马之声，根本听不到任何批评的声音。如果说之前花县长还觉得自己做事有纰漏，现在没有了这样的顾虑。认为自己拥有了改变世界的能力，毁天灭地再造天下的能力。
花县长组织成立丧葬委员会。这个丧葬委员会说白了就是垄断丧葬业，丧葬所要举行的仪式都要按照委员会的流程走。当然这里面阶级划分的十分清楚。比如说豪富之家死了人，最起码治丧要有三个月。这一个月之内要负责自己一甲之内所有人的吃喝，三餐必须有肉。烧车马要四匹马拉的豪车，房子要豪宅，棺木使用上等木材。事无巨细，安排的明明白白。如果严格按照标准办下来至少要花1000大洋，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吃个三年五载都很富裕。很多豪富之家也觉得这确实太浪费了，可是光棍斗不过势力。
二等人家，也就是说像刘福生父亲这样的小地主阶层。还有那些小资产阶级。这些人治丧时间要达到一个月，安排自己街坊四邻的吃喝。可以一日管一餐，但必须有肉。烧的车马是就是普通车马。如果说豪富之家烧的是劳斯莱斯，那么地主阶层烧的就是帕萨特了。棺木使用中等木材。这样算下来地主出一次丧最起码要消耗三年的收成。
最后是普通人家，治丧不得低于七天。安排自己五服以内亲属的吃喝。每日至少管一顿饭。对于烧什么不做规定，规格不能超过地主之家。普通老百姓紧衣缩食也就刚够吃喝，这几天要管这么多人的饭食。一年之中就得有一两个月饿肚子。
这样算下来，去世之后的葬礼对于老百姓而言是一个极重的负担。后来刘福生家在解放后之所以没有评上地主，就是因为1943年的时候家族里接二连三的有人去世，一年十二个月出了十个月的丧。不仅花光了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
在那个时候形成了一个专业的团体，专门吃丧。谁家有丧事，他比乌鸦都灵通，听着风就来了，胡吃海喝。这个时候本家大都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不过是多双筷子的事。老百姓辛辛苦苦的种田做工，居然吃不饱饭，还不如一个吃丧人过得舒坦。
所以说做人脸皮厚和心黑但凡占一样就不会混的太差。就怕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见不得别人受苦的人，自己泥菩萨过江还得顾着别人的感受。
对于农村最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往年是对着土地收税，现在对着人收税。
怎么解释这件事呢？比如说从前刘福生老爹有100亩田，这一百亩田如果产一万斤粮食，收取十分之一也就是一千斤。后来政府觉得这样收过分繁琐，因为每年要来核算收成，今年一万斤，明年八千斤的。索性定额收税就把总收成定为9000斤，每年交900斤就行了。如果没有田那就不收税。用现在的说法收的是资产税。这与清朝雍正皇帝时期的摊丁入亩一个意思。就是对着田产收税，不对人头收税。
现在变了，县里组织人口普查，登记造册，有了户口就得纳税。比如说刘福生家里的佃户，因为田产不是自己的只需要交给刘福生田租就行了。现在不仅要交田租，还要给县里交人头税。
其实这样做方便县里财政管理。基本上每年能够收入多少是可预计的。以前的时候人口少荒地多，很多地主就瞒报土地面积。这造成不能足额征税的漏洞。如果对着人征税的话，只要自己的工作人员认真负责就不会出现纰漏。
其实人类历史已经证明，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就比如说收人头税。第一年的时候按照规定来征收。第二年是不是还要做人口普查统计呢？肯定不会。比如说刘福生的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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