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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君臣皆知，这和新党旧党，政治立场没关系。
向太后为了维护自身后宫第一人的地位，不可能再让朱太后的儿子做皇帝。所以从私心出发，立了非嫡非长的赵佶。
年轻的进士章惇陡然得知一好一坏两个消息，好消息是以后做宰相了，坏消息是往死里得罪新君和太后，下场恐怕不好。
赵祯原听到千年龙虎榜，极为高兴。这都是他为大宋攒下的人才。
唐太宗有“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之叹，他实实在在为大宋延揽了许多人才。
再往后听到宋徽宗之语，满堂君臣一起拉下来脸来。
苏轼遇宋徽宗登基大赦而回，他混得好的同年怎么就不能干涉立储之事？
满堂菁菁才子，原来离国破家亡那么近。
难免有人抱怨章惇，就不能再强硬一点吗，拿出大宋文臣蹬鼻子上脸的本事，向你的前辈寇准、范仲淹学习，把这位向太后挡回去。
哪怕明知太后握着名分大义，朝臣处于弱势，但依然有那么一丝丝希望。
赵煦此时看章惇的眼神饱含亲近之意，原来他们君臣是一样的想法。
朱元璋作为旁观者，“章惇若是争赢了，北宋的时局，还真说不定了。”
可惜他注定赢不了。
糊糊：“这届龙虎榜有一个趣闻，文坛领袖欧阳修闹了个大乌龙。
判卷时，欧阳修看到一篇极好的文章，认为除了自己的弟子曾巩，别人写不出来，为避嫌于是判作了第二。
实际那张卷子是苏轼的，就因为欧阳修一念之差，苏轼错失状元之位，‘沦为’榜眼。
所以虽然糊名誊抄，但有些东西还是能看出来的。”
李世民：“当真如此？”
听起来怎么像野史呢，谁能知道主考官的心理活动。
欧阳修：“并无此事。”
不是辩解，他有证据。
嘉佑二年的状元既不是苏轼也不是曾巩，而是章惇的侄子章衡。
榜眼叫窦卞，探花是罗恺。刚才天幕提及之人，别说一甲不入，整体名次都不高。
没想到青史留名的反而是他们。
糊糊：“但这件事是野史，苏轼和曾巩两人的写作风格天差地别，绝对不可能错认。
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中出名的老实人，写文章一向以严谨着称，逻辑严密且四平八稳，引经据典务求毫无破绽。
苏轼则不同，他性格跳脱，写文章也是放飞自我，恣意狂狷且不拘小节，有战国纵横家们的古风，气势非常凌厉。
宋朝的考试并非如明清两朝那样用一张试卷定胜负，而是分成策、论、赋、贴经或墨义四场考试，计算总成绩后决定去留及名次。
苏轼科举时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引经据典方面存在很多错误，换个主考官必然落榜。
好在欧阳修不太关注引经据典方面的细节，才放了苏轼一马。
当时首先发现苏轼文章的是副主考梅尧臣，他对苏轼在文章中引用的三宥三赦的典故表示疑虑，便请教欧阳修。
欧阳修也对苏轼提到的关于上古时代尧和皋陶的典故不熟，以为苏轼从哪里看来的生僻文章，也就没有深究。
在他们看来科举这么大的考试，没有人会不重视，没有人会胡编乱造典故。
然而苏轼就是奇葩，这典故完全是他顺口编的。后来欧阳修和梅尧臣问他来源出处，他竟然来了句想当然耳。
实际上三宥三赦来自于《礼记》的记载，是周朝处理犯法的公族的法律程序，根本没有尧和皋陶的典故。
除此之外，苏轼在这篇文章中应用典籍原文错误也比较多。
比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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