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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北岸，本是长江下游重要商埠，也是控扼长江航道的战略要地，由于雄据南京上游，所以若想攻取南京，必先攻取安庆，太平天国时期，围绕着这个重要据点的控制权，太平军与湘军爆发了数次惨烈的战役，可谓“杀人盈城”。战乱结束后，安庆方圆百里已是廖无人烟，后来随着外来人口的聚集，这座城市渐渐恢复了一丝元气，凭借中国人的勤劳与便利的交通条件，再次成为长江下游客商辐辏、帆樯林立的热闹商埠。这里沿岸一带原本停泊着许多大小船只，用来运送兵员最为合适，但是，由于城内巡防营被打退时，都是由南门出城，他们将沿江船只劫夺一空，抢不走的便付之一炬，江边熊熊燃烧的火焰映红了半边天，直到现在还没熄灭，所以，起义军不可能再通过船只进行调动。
当得知江边船只被烧尽后，赵北就知道，攻击南京的计划是绝对不能再实施的了，而困守孤城更不足取。在赵北看来，民党选择的起义时机很不恰当，和原本应该在三年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比较起来，此次安庆起义存在着三个先天不足：
首先，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由于农业歉收，以及随之而来的粮价飞涨，湖南、湖北、安徽等地爆发了多次民变，民党、会党均参与其中，新军中的部分部队被清廷派去弹压民变，出身穷苦的普通士兵亲眼目睹了朝廷的腐朽，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这就为革命的全面爆发准备了舆论和民心，武昌革命军枪声一响，顿时一呼百应。而这，正是安庆起义所不具备的先天条件之一，现在虽说不上风调雨顺，但无论是士兵还是百姓，均未被朝廷逼到绝路，只要有口饭吃，很少有人会提着脑袋造反，想要天下一呼百应，百姓望风影从，似乎有些强人所难。
其次，辛亥革命之所以由新军发动，并得到多数清军响应，一半是因为民党的煽动，而另一半则是因为军饷的降低以及无故的拖欠，不唯湖北军队如此，便是其它省份的军队，无论是新军还是旧军，也多半面临着军饷拖欠的问题，那时的清朝财政，实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与其说辛亥革命是一场革新的起义，不如说是一场因闹饷而激起的兵变，至少在前期是如此。这也正是安庆起义所欠缺的，至少在安庆城里，军饷的发放还是足额的，这从参加起义的军队人数就可得到佐证，暂编第三十一混成协官兵总数为四千四百余人，主动参加革命的只有两千人左右，以巡防营为首的旧军几乎没有成建制倒向革命的，至少在旧军士兵看来，朝廷还没到“天怒人怨”的时候。
最后，辛亥革命之所以在爆发后迅速由一场兵变演变为波及各省的全面革命，完全是因为曾对朝廷寄予厚望的“立宪派”调转了枪口。出于各种目的，不少封疆大吏也是立宪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所以，当清廷那搞笑的“皇族内阁”成立之后，立宪派便已完全死心，转而开始与革命派取得某种默契，当发现朝廷已虚弱不堪时，便果断的参加了“革命”。这，正是安庆起义最大的先天不足，没有各省的纷起响应，单靠一省之力，很难撼动清朝统治根基，“后装枪时代无革命”，没有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瓦解，革命很难取得成功，现在的“立宪派”人士，正眼巴巴的等着朝廷施舍下一个“立宪议会”，至少目前来说，他们是不支持革命的，因为革命就意味着战乱，意味着旧秩序的崩溃，意味着利益蛋糕的重新划分，这不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
所谓“时势造英雄”，顺时而动，才能事半功倍。
如果用一句教科书式的话来总结，那么现在的社会形势便是“革命时机尚未完全成熟”。
作为穿越者，赵北深信这一结论，而且也不打算与“大势”强行相抗，至少现在不行。革命从来都不是偶然的冲动，要想取得成功，需要长期谋划，缜密准备，而且，必须做好屡败屡战的准备。
“走，咱们去拜访一下熊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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