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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没有这种思想约束，管理即使取得了成功，也不会长久，就像秦国通过变法加强对百姓及物资的管控，使得自然条件并不占优的秦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但是这种强大不能掩盖民众的虚弱。当然秦国变法可能并非主动示变，不想被吞并只能自强以自保，秦国百姓接受这种管理，花费了上百年，秦灭六国后简单粗暴的延续了这种政策，结果激起民变，最终导致灭国”。
“我明白了，管理首先要尊重人的自然和社会属性？董氏儒术在人的自然属性之上强加了天地君亲师为代表的等级思想，迎合了汉武帝集权一统的需要”。
“这是历史学界的共识，但不是真相”，父亲点起了一支烟，问道：“你觉得真相是什么？”
我一时语塞，想不到父亲会问这个问题，我自然不知道父亲口中的真相是什么，就让父亲说下去。
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研究历史必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汉武帝更化改制的本质和秦国的变法没有区别。大汉立国开始一直受北方匈奴的威胁，不得已用和亲换取和平，这种情况延续了六十多年，刘彻亲政后还需自己的亲姐姐远嫁匈奴，而朝堂之上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为了反击匈奴，永远解除大汉的后顾之忧，刘彻需要有人站出来反对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将大汉的权力牢牢的握在自己手里。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给了他选择，不仅可以为集权一统的理论依据，还可以替代朝堂上的黄老思想，达到削弱相权，强化皇权的目的。事实上汉武帝把董氏儒术当作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其治国思想却是法家思想。这一点从董仲舒的遭遇可窥见一二，更化改制完成后，作为改革理论的创造者董仲舒并没得到重用，而是外放王国任相。相反受重用的法家的张汤、桑弘羊，以及许多深受汉武帝器重的酷吏均是法家子弟，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重用，就连混了几十年一无所成的主父偃也能官居高位，可见更化改制完成后，董仲舒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一方面汉武帝用董氏儒术为其集权一统提供理论依据，一方面又用法家治世思想治理国家，真正让董氏儒术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是汉武帝之后的历代帝王，他们没有汉武帝的谋略，看不到汉武帝阳儒阴法的本质，最终将董氏儒术推到封建正统思想的位子上，也让大汉从武帝后期开始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我吃了一惊，如果父亲的结论是历史真相，那么齐家寻找月光之门的动机可能并非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于是我说道：“如果这是真相，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断送了皇帝了解百姓需求的通道，某种意义上讲他没有认识墨家思想的真正价值”。
“这是另一个问题”，父亲说道，“墨家思想的本质是人性，也是一种治世思想，其核心‘兼爱与非攻’从两个层面解释了人性的需要，人的社会性需要相互依靠，符合马克思人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人的社会关系的核心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起到统领作用，墨子的兼爱思想具备这种作用；而非攻提倡的是一种非暴力思想，与兼爱相辅相成。国家的自然本质是以特定的契约形式结成的联盟，说穿了是社会关系的具体形式，如果社会关系的本质具有兼爱、非攻的特点，那么社会关系不会像儒术治世下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当然墨家思想有理想化的特点，但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给予人民的苦难境遇出发，尊重人性首先值得提倡。假如以墨家思想为治世思想，辅以法家的规则与法治意识，这样的民族一定会始终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
我好像突然明白了当齐家与墨法两家联手的真正目的，或许与父亲的分析一样，墨法两家经历了秦灭六国，十多年而亡，以及西汉初年无为而治的巨大成功，意识到墨法两家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关系。这才是齐墨法联手寻找月光之门的原因，那么甲遁之用可能有使墨法两种学说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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