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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国最初由于战败并不能以大国姿态同等对话，1818年亚琛会议才得以加入其它四国的行列。欧洲协调取决于少数大国的态度，而英国对这个协调体系并不那么热衷，英国希望不用过多介入欧洲事务也能维持欧洲的均势，这也是近代以来英国一贯的外交传统。英国一如既往地希望保持欧洲均势，即使在1815年，英国也担心俄罗斯在欧洲大陆过于强大影响欧洲大陆的均势，担心神圣同盟之间相互勾结。对19世纪的政治家而言，势力均衡意味着国家或者一些国家组织之间的力量保持平衡或者成一定比例。势力均衡通常更多是一种理念，而非一种现实。因为每个国家的相对实力都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经常处于调整之中，英国则在调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强国可以参与构建均势，而各大国也总是希望“利用均势，或建立把自己的优势强加人的均势”。近代英国实行的是独特、有利自己利益的均势解释方法，即在欧洲大陆维持均势，防止欧陆出现一个独占的霸主，但英国却要保持海上的绝对霸主优势，绝不允许其他国家挑战自己的海上霸权。西方学者安德鲁·罗思坦形象的把19世纪英国外交基础描述为“（用帕麦斯顿1831年对威廉四世的话说）保持英国作为欧洲仲裁者的地位，而后是全世界的仲裁者，这些由英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决定”。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夺取了法国斗争的果实。法国国内的波拿巴主义者声称要改变1815年协定重绘欧洲版图，一度引起了整个欧洲的警惕，当法国试图威胁到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时，俄罗斯主动向英国提出可以派遣军队来提防法国。不过事后证明虚惊一场，英法关系也并未因此恶化，沙皇期待的英俄同盟也成为泡影。路易·波拿巴随后挑起的圣地之争最终在大国间形成了轩然大波，日后成为战争的导火索。
还有就是一个西方很是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圣地给谁，这个圣地实际上指的是耶稣坟墓的所在地耶路撒冷和耶稣的出身地伯利恒的教堂，自十字军时代以来一直拥有豁免权和特权。1535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破天荒的与奥斯曼帝国苏莱曼一世结为同盟共同反对神圣罗马帝国。作为馈赠，法国对圣地教堂的保护权得到确认。到了1757年，圣地保护权被还给了希腊人，这多半出于俄罗斯的压力，直到庚戌年，在庚戌年，路易·波拿巴派拉瓦莱蒂侯爵去君士坦丁堡，要求土耳其宫廷明确的承认法国对大部分圣地教堂拥有保护权。在圣地问题上，土耳其依然犹豫，它谁也不敢得罪。拉瓦莱蒂侯爵重申法国几百年来获得的特权，并以武力相威胁。苏丹最终屈服了，壬子年12月正式发布敕令将圣地保护权再还给法国。反应迟钝的俄罗斯此时发现自己十分被动，俄罗斯重申1774年的俄土《库楚克—开纳吉条约》，条约中规定东正教教会有高于天主教会的豁免和特权，并且此外还有模糊的条款俄土解释各异。双方根本无法达成一致，危机一日胜过一日。其实就根本而言，圣地问题是拿破仑三世安排的陷阱，他决心让这个矛盾扩大，甚至用战争来解决。自1815年以来，《四国同盟条约》和神圣同盟犹如两道枷锁捆住法国，拿破仑三世认为打破孤立的机会来了。在“东方问题”上，俄罗斯和奥地利、英国都有矛盾，因此他竭尽所能挑拨俄奥和俄英关系。对英国，他主要是献媚，再次承认英国赶走法国之后在埃及的优势，并协调与英国的外交立场。对奥地利，法国一面拉拢一面利用支持撒丁王国加富尔政府谋求意大利统一的计划来威胁奥地利，奥地利失去梅特涅这样的外交大师后进退两难，只能眼睁睁看着事态发展。
那么，直接原因在于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三世并不具有其伯父的胆略，但也不害怕与俄罗斯一战，俄罗斯与法国相隔普、奥两国，只要普、奥保持中立，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为零。如果在巴尔干或黑海作战，法国拥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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