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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宰相的稱謂一直在變，甚至洪武時曾一度廢除宰相，但宰相的實際作用對於帝國來說卻不可或缺。宰相的廢置與否都不能改變宰相作為帝國中樞的這一實際作用和本質的延續和沿襲。
宰相作為一個官職，對於帝國來說舉足輕重，漢朝名相陳平論說宰相&ot;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撫萬民、明庶物；外鎮四夷諸侯，內使卿大夫各盡職務&ot;。朝廷內外的大事小情都歸宰相管轄，可見其權勢是非常大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此言形容宰相毫不為虛。
宰相的所作所為關乎帝國的興衰。小則影響其當政時的內外決策利益得失，大則影響帝國的歷史命運興衰榮辱，甚至一朝為相，卻影響深巨，足以改變歷史進程和前進方向，如商鞅為秦國丞相時實行變法，不僅強盛了秦國，而且其所創立的制度規範，還為二千年的封建社會發展提供了雛形，後世所沿襲的很多制度都是商鞅首創的。
宰相的地位如此重要，對它的評價也應該是中肯和客觀的。評價宰相其人其事，不能單獨論以忠奸，宜綜合考量宰相所處的時代和政治背景。宰相的非正常死亡，其悲劇的發生往往有著必然的因果聯繫。時代的局限性，政治制度的弊病，以及個人自身的特性和矛盾，都是促使宰相非正常死亡的誘因。當然，自作孽，不可活。對於因喪失人格，違背良心，想利用宰相的權限謀一己之私的宰相的非正常死亡，應屬大快人心之列，即使這樣，事件本身也不僅僅是罪有應得那麼簡單，它也存在不可違逆的必然性，個人因素只不過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已。
中國擁有長達兩千年的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的封建社會的歷史，其中最鮮明的一條鬥爭線索是圍繞君權和相勸而展開的。兩千年的浩瀚歲月中，君權和相權的鬥爭一刻也未停息，有時甚至愈演愈烈，達到白熾化的境地。作為皇帝，離不開宰相輔佐他處理政事，但是卻擔心賦予宰相的權力過大危脅自身的統治，因此要對宰相的權力進行各式各樣的限制和削弱，例如分割相權、虛化相權等等。不過說一千道一萬，到底皇帝還是不能沒有宰相的輔助，通俗地講，帝國的事物繁複巨大，只憑皇帝一人的才幹和勤於政務，恐怕渾身是鐵也吃不消。於是，皇帝和宰相就陷入了一個怪圈當中：皇帝賦予宰相處理國家事務的權力，當宰相權力過大危及君權的時候，皇帝就把宰相拉下馬，再起爐灶。
皇帝和宰相就在這樣的怪圈中爭鬥輪迴。互有強弱，但大多的時候還是宰相處於下風的。到了大明帝國朱元璋作皇帝的時候，怪圈的作用力達到了頂峰。朱元璋為了維護君主專制的權力，在&ot;胡惟庸案&ot;發生後，廢除了延續一千五百年的宰相制度，設立司禮太監，藉以抵消內閣的權力，互為掣肘。
但不要以為君權和相權之間矛盾就此得到了解決，恐怕天不遂朱元璋所願。君權和相權的鬥爭就像牛皮癬這樣的頑疾一樣，附著在君主專制政體的皮膚上，無法治癒。只要君主獨裁專制的制度依據尚在，君權和相權的矛盾就會一再活躍，有所不同的就是過去叫宰相，之後換作諸如內閣首輔、次輔、大學士、軍機大臣等等稱謂的替代品。君權和相權的矛盾是導致宰相非正常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而宰相個人的人格特質和做事方式是導致其死亡的其他因素。人有大忠大奸。宰相既有心懷社稷致君堯舜的，也有以權謀私奪國篡政的；既有膽戰心驚如履薄冰的，也有藐視帝王無所顧忌的；既有生不逢時無可奈何的，也有一步青雲禍國殃民的。不一而足。不過浩如煙海的歷史資料告訴我們兩個有趣的現象，導致宰相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一是&ot;當今的&ot;皇帝不好，二是如果&ot;當今的&ot;皇帝是好的，那麼皇帝的父親一定不好。這不是什麼真知灼見的規律，而是表明，宰相的非正常死亡，皇帝自身的喜好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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