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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范仲淹、富弼建议，平时只做太平官、熬到“磨勘”齐步走的做法必须改变，朝廷要论功善行升迁，对于那些无功善可言的官员，轻者原地踏步，重者降黜品秩，恢复太祖、太宗时期人人自励、以求绩效的狼性氛围。
就这一条便是对吏治的大改变。许多人的乌纱帽因此会保不住。而生杀大权如果真的给了范、富等人，不知吕夷简的人会不会被清洗干净。
一些老臣中，王曾反对新政、吕夷简反对新政，还有一些德高望重的也反对新政。如此多人的反对，让赵祯犹豫了。他起用范仲淹，是为了平定西、北二虏，是为了一扫百年积弊，不是为了与朝臣为敌，更不是为了祸害百姓。
范仲淹很无奈。他上奏的除了上述的第一条之外，还有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修武备、重命令、推恩信。
这十条的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
这个大手术当然做不得。
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给北宋做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
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
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因为在宋代，官僚地主阶级在官员丧失世袭爵位和封户特权的情况下，为了确保“世守禄位”，又参照唐制，制订扩大了中、高级官员荫补亲属的“恩荫”制度。
通过恩荫，每年有一大批中、高级官员的子弟获得低级官衔或差遣，且宋代恩荫，不仅极广，而且极滥，每遇大礼，“臣僚之家及皇亲、母后外族皆奏荐，略无定数，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并“不限才愚，尽居禄位”。
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贵族这一特权，无疑会因触动官僚贵族的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
吕夷简的功劳，不比前朝的郭子仪稍小，实实在在的定策元勋。虽然已经致仕，但吕夷简在天子心目中的地位，朝野内外无人可比。范仲淹也自知不能相提并论，单是资历、人望和权威就差得太多。
尽管就是因为这些功绩、人望、权威，使得吕夷简不得不避忌出外回到老家，但只要他远远地说一句，东京城照样得抖上几抖。
也许打击面太大了！范仲淹视线漫无目标在黑暗中游走，心中叹着，实在是太宽了！一次便捅了几个马蜂窝，如何不会朝野骚动。
可若不是赵祯心急，他又何必推出各项变法条令？新政之要，首在得人。他范仲淹仕宦三十年，沉浮官场，纵然不愿同流合污，却如何不知循序渐进的道理？
让提拔起来的人才在历练中分出高下，辨明贤愚，这才是正道。但赵祯等不得，一桩桩新政颁行得如此仓促，不都是因为赵祯想快点看到成果，所以要尽速充实国库吗？
可现在好了，因为吕夷简的一封奏章，赵祯便变了颜色。范仲淹悠悠长叹，若天子不能坚持，他入朝来一番心血又是何苦？
如此下去，一切都要打回原形，起得轰轰烈烈，去的悄无声息。自己的人望虽然很高，意欲革新的意志尤其坚定，但一笔一勾地划去不合格的官员，连“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的话都说了出来，确实得罪了太多太多的人！如果皇帝赵祯退缩了，注定一切成灰，烟消云散，到头来就仿佛一场噩梦。
如果不能度过这道难关，留给范仲淹的只能是失败和落寞，范仲淹绝不甘心！
他等了几十年，好不容易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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