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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
发现人并不太多，孙元起略微放心：就是养几年闲人，也还能凑合着。关键这些多数是语言老师，教中小学生口语训练，总该没问题吧？何况里面难得还有一位医学教习，自己前不久思考的医药技术，就可以有着落了。
当下收好名单，笑着说：“自然没有问题，只怕薪水却没有京师大学堂那么高了。平均每人每月只有白银八十两，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呢？”要知道，孙元起自己在京师大学堂，工资才是一月五十两。
“我回去问问他们。”丁韪良点点头，然后又问了一句：“听报纸上说，你出任了中国教育会的副会长？”
蔡元培、蒋智由、林獬、叶瀚等在上海集议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推为会长，孙元起等被推为副会长。虽然这要四月份才正式成立公布，消息灵通的《字林西报》已经在前几天刊登了消息。孙元点头：“是的，有一位好朋友邀请我参加，我没拒绝，结果就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副会长……”
丁韪良神色凝重：“那你听过‘中华教育会’么？”
中国教育会、中华教育会，好比中石油与中石化，怎么听上去都感觉两家之间是大同小异，并带着一丝互相竞争的意味。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中华教育会？我还真没有听说过，那是——？”
“说起中华教育会，这得从1877年说起，”丁韪良带着回忆的神色，开始讲述一段历史：
1877年5月10—24日，在华基督教徒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传教士大会。会上由狄考文、林乐知等发起成立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为各教会学校编写、出版教科书，并规定以宣扬宗教作为编写的“最重要”原则。大部分编纂委员为英美传教士，如丁韪良、狄考文、林乐知、韦廉臣（alexanderwilliamson）、傅兰雅等。曾先后编辑算学、泰西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教科书，如《教会三字经》、《耶稣事略五字经》、《福音史记课本》、《旧约史记课本》等，除供教会学校应用外，也赠送各地传教区私塾应用。中国“教科书”的名称，就是自此开始的。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大会上，发表《基督教教会与教育的关系》的讲话，把培养牧师和教会学校教室作为教会学校的首要任务。此讲话后作为正式文件印发，这是最早代表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对教会学校办学目的正式发表的重要文件之一。
1890年5月7—20日，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狄考文在会上发言，强调：“真正的基督教学校，其作用并不单纯地教授宗教”，而是给“学生一智慧的和道德的训练，使其能成为社会上及在教会中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还说“一个受高等教育的恩，是一支燃着的烛，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经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二次大会决定，将1877年设立的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或译为中国教育会。该会目标为“探求及研究中国教育事业，加强从事教育工作人员教授上的互助”，推选狄考文为中华教育会首任会长。本年有会员35人，1893年有73人，会员均系从事学校工作的英美传教士。
1896年，中华教育会召开第二届大会，会员有138人，主席潘慎文作《教育会与中国整个教育的关系》的演讲，提出：“作为基督教教育家协会，我们要用在我们能力范围内，以各种方控制这个国家的教育改革运动，使之符合于纯粹的基督教的利益。”大会根据他的意旨，组织“改革教育委员会”，研究如何为中国拟定“合理”的教育制度。
1899年举办了中华教育会第三次大会，会员有189人。
在历史上，于1902年12月中华教育会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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