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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垣这个人可不简单。1913年，板垣征四郎被调回国，进入日本陆军大学第28期学习，同时晋升为步兵大尉。1916年从陆大毕业。由于板垣征四郎自幼学习中国文化，深谙中国民情风俗，而且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因而毕业后的第二年，他就被日军参谋本部以研究员的身份派往中国云南。1922年，板垣调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同时兼任陆军大学教官。这期间，他仍非常关注中国问题，寻找各方面资料，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地探析了中国问题。从1904年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到1929年成为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对中国的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情况无不了如指掌，因而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一起，被奉为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
在奉天，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与旧识石原莞尔再度相逢，二人开始“联袂“出演侵略中国东北的“大戏“了。上任伊始，他就伙同石原莞尔，前后三次组织关东军参谋进行“旅行“演习。第一次是1929年7月3日至12日的“北满参谋旅行“，由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带队，随员有加藤怜三工兵大尉、高桥茂寿庆大尉、菅野谦吾大尉、崛内一雄大尉、佐久间亮三大尉等5人，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哈尔滨附近地区进行攻防战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就“有关统治占领地区问题研究“的研究课题。
第二次是1929年10月组织的“南满辽西参谋旅行“，板垣、石原二人率队。这次旅行的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锦州地区进行作战的问题。第三次是1931年7月进行的“北满参谋旅行“，仍由板垣、石原二人带队。研究课题表面定作《对苏作战结局之研究》，实是为了对北满地形进行实地军事探测。
经过参谋“旅行“，他们对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国军队的军情进行了刺探，以此为基础，暗中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据他们估计，张学良的东北军约有25万，其中沈阳附近有两万精锐部队，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等武器装备，而当时奉天附近的关东军只有1.09万人，从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但由于中东路事件东北军战败，石原轻蔑的说：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因此和板垣等人制定了一个“以寡制众“的策略，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给中国军队以致命的打击，从而迅速攻占奉天，并在其他国家的干涉尚未开始时，迅速占领东北其他战略要地。
在板垣不遗余力的鼓动之下，侵占“满蒙“渐成日军内部之共识。当时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大将就公然主张日本要“打破现状“，“谋求国运的发展“，其中“第一是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为了寻找借口，制造紧张气氛，1931年6至7月间，板垣征四郎蓄意在中国东北相继策划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后者直接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缘由。
有了紧张事件的铺垫，在日本国内，日本军国主义者乘机煽起“满蒙危机“的紧张气氛。8月4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对“满蒙问题“发表强硬言论，要求军队“随时准备尽军人的天职“。内阁首相也在会上宣扬为了保卫“满蒙“权益，国民应准备“不惜任何牺牲，勇敢奋起“。而且早在6月，日军参谋本部就已制作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要求以一年为期，争取国内外的“谅解“，做好准备，分三个阶段完全占领中国东北，解决所谓“满蒙问题“。总之，日本政府、军部以及关东军准备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方针已定，只是寻找有利“时机“而已。
与此同时，7月，永田铁山答应支援的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运抵奉天日本守备队，秘密安装妥当，炮口对准中国东北军北大营(位于今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上园路附近)和奉天东飞行场(现名东塔机场)。随着8月初日本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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