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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随日使逃窜，余党潜伏，人心惶惶。查此次变乱之原因，系竹添与金、朴等谋使韩王叛我以自立，因此六大臣平素皆恭顺于我，遂先杀之以决王意。窃思数十年来，我国家糜饷劳师，保全藩属，仁至义尽，该国王昏庸暗懦，暮楚朝秦，若不急早图之，后患何堪设想。第思日本既能废琉球，我又何不可废朝鲜改为行省，许各国往来通商，各国必不与我为难。所与我争者日、俄耳。俄不过欲在太平洋得一不冻海口，可虚与饵之；我之海陆军尚可与日本抗衡，日苟与我起衅，尚左券可操。卑职居此日久，密迩东瀛。彼国虽偏小，上下一心，其图谋并吞高丽，形迹已彰。若复数年，羽毛丰满，则难图矣。且此次之变，日本擅自带兵入韩宫，戕杀大臣，其荒谬无礼，亦公法所不容。时哉不可失，惟宪台裁之。
李鸿章得袁禀，意颇嘉许，遂密商总理衙门。当时清国电报转折甚多，是电露透，为日东京新闻访事人以重金购得，揭载报端。日国遂开临时阁议，研究此事，预备一切。清政府遂派吴大澂、续燕甫二人为钦差查办大臣，带战舰二艘，驰往朝鲜，欲收改行省之效果。不料日政府已先派井上馨为全权大使，带兵千人，直捣韩京，与韩政府谈判，征收赔款。事平，续、吴始抵韩，见日国与韩廷交涉已定，且探日国尚有数千兵预备续渡，又见报纸遍载袁、李往来函件，知事机已泄。清政府遂密授意与吴、续二人，阳为查办致乱之原因，以了此局。
“朝鲜具疏告变，帝命吴大澂为朝鲜办事大臣，续昌副之，赴朝鲜筹善后。日本亦派全权大臣井上馨至朝鲜，有兵舰六艘，并载陆军登济物浦，以五事要朝鲜：一，修书谢罪；二，恤日本被害人十二万元；三，杀太尉林矶之凶手处以极刑；四，建日本新馆，朝鲜出二万元充费；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鲜任建兵房。朝鲜皆听命，成约。”（《清史稿》卷三一三）
第三节中日天津之谈判
日政府以清此举虽中止，而袁久驻韩终必为患，于是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西乡从道为副使赴清廷，大旨约请彼此撤退驻兵，并请清查办擅杀日人民之弁兵，共保东亚和局。
光绪十一年四月，日全权大使会李鸿章、吴大澂，于天津谈判。李、吴谓日竹添公使不应带兵入宫，擅杀韩大臣。日两全权大使谓袁世凯不应先行开枪，并纵兵妄杀日商民。李、吴袒袁特甚，彼此互辩不屈，议将决裂。逮十八日，清忽变计，容日要求，结彼此撤兵条约，所谓《天津条约》者是也。约内载明互撤驻韩兵，将来遇有派兵事均须先行知照。条约结后，在表面观之，两国感情系已融洽，究之实有不可已之势。盖清始欲用袁谋以图韩，兹不但不能遂欲，而转受人牵制。在日本以清政府欲谋朝鲜，有唇亡齿寒之忧，须臾不能去。故日君臣上下自此益加意提防。两国交际上有此种种触绪，加以朝鲜藩属问题未能解决，遂生出以后之恶感。
“（光绪）十一年正月，日本遣其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商务大臣西乡从道来天津，议朝鲜约。帝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副以吴大澂，与议。谕曰：‘日本使臣到津，李鸿章熟悉中外交涉情形，必能妥筹因应。此次朝鲜乱党滋事，提督吴兆有等所办并无不合。前据徐承祖电称，日人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曲徇其请。其余商议各节，务当斟酌机宜，与之辩论，随时请旨遵行。’三月，约成，鸿章奏言：‘日使伊藤博文于二月十八日诣行馆会议，当邀同吴大澂、续昌与之接晤。其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臣惟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层，尚可酌允。我军隔海远役，本非久计，原拟俟朝乱略定，奏请撤回。而日兵驻扎汉城，名为护卫使馆，今乘其来请，正可乘机令彼撤兵。但日本久认朝鲜为自主之国，不欲中国干涉，其所注意不在暂时之撤防，而在永远之辍戍。若彼此永不派兵驻朝，无事时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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