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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主周竹坡酿私酒，被佃农告发，结果判决周竹坡杖八十，还可以出钱免刑，告发周竹坡的佃农被打了一百杖。到元代，田主打死佃农连流放都不用，只是杖责加赔偿五十两烧埋银。
崇祯想了一会儿，又问起看到过的明代法律规定的雇佣工人身份的规定，雇佣工人和雇主的法律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只是程度比前面说到的宋代法律佃户和田主稍轻，雇佣工人如果对雇主犯罪加重处罚，雇主打伤雇佣工人减轻处罚，即便雇主不小心打死了雇佣工人，也不是判死刑，只是杖三百流放三年，只有是故意杀害雇佣工人才会被判绞刑。崇祯提出了这个疑问，问莫非雇佣工人的法律地位还不如佃农吗？
李之藻似乎对崇祯不清楚佃户和雇佣工人的区别有些奇怪，解释说佃户和雇佣工人是两回事。佃户和田主签订的租地契约，佃户付田租，就像房客租赁房屋，给房租一样，房客和房东没有雇佣关系。雇佣工人和雇主签约的是时间比较长比如十年可供役使，性质完全不同。汪汝淳补充，如果是短期雇佣的短工，和平民一样。至于佃户，除非他本来就是田主家的仆役，又租种田主家的土地，否则就是平民，最多见到田主时，遵循年少者见到年长者的礼节。
崇祯可能觉得自己这方面知识确实比较欠缺，就跳过这个话题，说出下一个疑问，即使佃户和田主在明代法律关系平等，双方已经签约，佃户按约交租，田主按约收租就行了，收租有什么麻烦的呢？
这个问题一说出来，不仅李之藻和汪汝淳，连旁边的罗雅谷也笑了起来，似乎听到什么滑稽的事情。汪汝淳说，商税轻微，许多商人都不愿老实缴纳，田赋许多地方只有三十分之一，劳役丁税因为没有人口统计，比明初更轻，只怕不到五分之一，田租五五分帐，佃户怎么会老实缴纳？
李之藻补充说民间向来有“久佃成业主”、“田入佃手，佃如虎踞”的俗语。崇祯好像想起了什么，欲言又止。沈飞也想起来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提到过这种俗语和事情，不过顾炎武现在才十七岁，这本书顾炎武十一年后才开始写，崇祯自然不能现在提出来作论据。
李之藻继续解释，田是佃户在种，许多田主对田地远不如佃户熟悉，不少田主甚至连田地哪里都不知道，佃户随便找个理由就能隐瞒收成，少交甚至不交田租。朝廷收赋税难，田主收田租当然也难，收一家佃户的田租难，收十家、百家更难，如果上千家，就难上加难。许多时候田主的地因此被佃户侵占，也自认倒霉。
崇祯问田主难道不能打官司告佃户吗？汪汝淳说告自然是可以的，可是打官司也不容易，要查清真相就难，即便在本地赢了，对方也可以去上级衙门上诉，有些田主和佃户争议的案子，拖了两年都没有结案，耗费的精力和钱，还不如当初就不起争执。沈飞心想这和现代差不多，打官司拖时间就是基本策略，国内国际官司都一样，拖上个三年五年，即便最后输了赔点钱，在这三五年时间里也有很多办法捞够了。
李之藻说他有一个小友祁彪佳曾经在天启年间担任福建兴华府推官，就曾经处理了许多田主和佃户争议的案件，汇编成册。其中一件案子是俞姓秀才，花三十两银子向寺院买了一块寺田，结果佃农吴贵三、周干禄连续两年都没给俞秀才田租，还辱骂俞秀才，说是自己已经交了税粮，不用再给俞秀才田租，俞秀才最后只能不要田了，又以十八两银子的价格卖回给了寺庙的和尚，等于他倒贴给了和尚十二两银子。
接着说这是不愿交租的，还有佃农直接盗卖田主的田，比如秀才戴贞吉的田，租给一个叫林君进的佃农，林君进死后，他儿子又把这田卖给了彭秀才。还有莆田陈家，和佃户林道积订立租佃契约，后来林道积的儿子林成宇觉得寺庙的田容易拖欠田租，就和寺庙和尚勾结，硬要把陈家的田说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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