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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在辛丑和約中,外國在平津的駐軍地點,並不包括豐臺,日軍強行在豐臺駐軍,是根本依法無據的
第十七章、歷史的轉折點,西安事變
表面上看來,&ldo;西安事變&rdo;(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張學良挾持蔣介石,要求國民政府立刻停止剿共戰爭,以全力準備對日抗戰的事件),似乎是一個突發的軍事政變行動,它改變了蔣介石多年苦心推動的&ldo;先安內再抗日&rdo;的大政方針,也使得中共紅軍在最接近危亡的時刻,獲得停戰整編的機會。國共團結準備抗日的行動,卻也刺激了日本決心提前對華展開全面武力侵略。中共的紅軍自此東山再起,利用抗戰的機會全力發展壯大,最終在抗戰勝利之後的國共戰爭中,獲得大勝而統治了中國大陸。而發動事變的主角張學良與東北軍,卻從此淡出中國近代的歷史。
但是根據事實的分析整理,西安事變的爆發確是非常的戲劇化,但是卻有其相當明顯的前兆。促成蔣、張攤牌的直接主因,則是蔣介石不當的戰略部署,有意要藉著剿共作戰,同時消弱東北軍與共軍的實力。這點剛好又被張學良識破,造成張學良與東北軍,不甘心成為在內戰中被利用與犧牲的棋子,而失去抗日雪恨的機會。因此張學良決定採取斷然的行動,反抗這種不公平的安排。
171 事變之前的局勢
而影響張學良最終採取兵諫行動的構想,不是中國共產黨背後的策劃,而是另外一個要角,西北軍楊虎城的點醒。事實上,在整個西安事變從頭到尾,張學良就沒有要對蔣的個人安全,採取任何不利的措施,所以和平解決本來是必然的結果,而蔣介石在面對挾持時,也沒有簽下任何政治協議文件。最後促成張學良開釋蔣介石的,一方面是張學良個人的決斷,一方面是國內強烈的壓力,當然史達林全力的指示中共要保護蔣介石的安全,也發生一些作用。然而從史料看來,縱使沒有西安事變的爆發,蔣介石採取聯俄容共以抗日的政策都已在進行之中,只是條件與時機也許會有些不同而已。
我們深入分析西安事變的三大要角,在歷史中的微妙互動關係,可以發現,張學良的東北軍,蔣介石的中央軍,以及毛澤東的紅軍,在當時是處在一個非常矛盾與複雜的立場。基本上,三方面都是決心準備抗日的[1],但是三方面卻為如何抗日,以及自己在抗日中所擔任的角色,有著極大衝突,因而產生了西安事變。
對於張學良與東北軍而言,抗日可以說是絕對的前提,因為他們與日本侵略者有著直接的國讎家恨,而在現實的環境下,他們又不能立刻與日進行這場保家衛國的戰爭,因此他們承擔了來自全中國要求抗日的壓力,也幾乎每天都要背負&ldo;不抵抗將軍&rdo;與&ldo;誤國軍&rdo;等來自輿論的羞辱。當時蔣介石根本自顧不暇,那裡能夠與願意為東北軍承擔與洗刷這些冤屈。因此張學良與東北軍,一直希望政府能夠早些進行抗日戰爭,讓他們能夠以行動證明自己誓死抗日的愛國熱血,就算是身死疆場,也並無所憾。(抗日戰爭期間,作者的先父曾在改編後的東北軍中任職,因此非常了解東北軍官兵真正的心聲。)
但是在當時的國民政府,劑與戰略準備因素的考量,對於日本的一再侵略與欺凌,採取的是忍辱負重的政策,一方面固然是中國需要時間進行生聚教訓的準備,一方面也難免有一絲僥倖的心理,認為日本可能會在最後一刻懸崖勒馬覺醒過來,或是日、俄與日、美間的衝突提早爆發,這樣中日之戰的威脅就可以完全改觀。因此基於戰略準備與國際情勢的觀點,蔣介石被迫對於日本不斷的侵略,採取了一讓再讓的策略,使得抗日遲遲無法成為行動,國內的民意因而沸騰,這種抗日時間與政策上的不確定性,造成了張學良與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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