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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两次海洋机遇的丧失(转载)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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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海洋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与丧失的原因

庄国土

历史学2006.6

摘要:宋元时期和明末清初,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但分别被明清政府所扼杀。东南沿海商民的海外开拓,在极端专制的明清政府看来,是游离于朝廷控制的不安定因素。必须予以打击。郑和则是实施明初海外政策的执行者,其结果是中国背向海洋,毁灭了宋元时期中国走向海洋大国的机遇。郑芝龙海商集团的崛起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二次机遇。但满清入主中原后,建立同样的极端专制统治,基本上继承明代的内外政策,葬送了明末清初中国海洋发展的第二次机遇。在明清数百年东南沿海商民面向海洋和朝廷背向海洋的抗争中,强大的中央政权都是最后的胜利者。

关键词:明清/宋元/贸易/海洋史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人的海洋意识不断增强。近几年来,华人世界的媒体和学术界藉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不断呼吁国人把握海洋发展机遇。郑和下西洋不但被当作中国对外开放的典型,而且被视为古代中国海外发展的最大机遇。本文探讨古代中国海洋发展史上两次主要机遇的形成过程,并分析丧失这两次机遇的主要原因。

一、宋元时期: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机遇

从汉代至唐代,中原政权的对外开拓主要是向西域、漠北和云贵高原发展,海洋方向的开拓成就有限。海外贸易主要是奢侈品贸易,即以中国的丝织品和贵金属交换海外特产。前来中国贸易的蕃商,数量远多于前往海外的中国商人。往来中国的贸易船多数是蕃舶,尤以扶南舶、波斯舶为主。两宋时期,陆路西向发展受阻,中国的对外开拓方向为之一变,海洋开拓事业逐渐发展。

宋元时期是中国直面海洋、锐意进取的时期。两宋时期,商业经济突飞猛进,郝延平教授称之为“宋代商业革命”。[1](p10)宋元朝廷虽然也力图管制和主导海外贸易,但寓管制于开放,民间海外贸易飞速发展,政府也因民间商贸繁荣而广辟财源。繁荣的海外贸易和移民也密切了与海外诸国的关系。朝廷和民间的合力,商品经济和航海知识的发展,造就国人的重商和海洋意识以及海外进取精神,也使国人主导了印度洋以东的国际贸易和航运,堪与16世纪前期西方重商主义的兴盛时期相比。宋元时期中国海洋发展成就有以下标识:

1.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角和海商世家的形成

宋元时期,中国海商数以万计,虽然中小商人最多,但资产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海商也层出不穷。建康巨商杨二郎由牙侩起家,到南海贸易十余年,蓄资千万。[2](p174)南宋初,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3](p2422)铜钱在海外,可以十贯之数,易番货百贯之物。估计一次贸易额就超过了100万贯。[4](p*)福建“南安丘发林从航海起家,至其孙三世,均称百万”;[5]更着名者如:“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6](p588-589)泉州海商王元懋,“尝随海舶诣占城国,国王嘉其兼通蕃汉书,延为馆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7](p1345)泉州纲首蔡景芳自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四年(1134),收净利钱98万余贯,因商贩额巨大而得补承信郎。[8](卷185,食货志,p4537)宋末元初,最着名的海商是蒲寿庚,“擅蕃舶利者三十年”。[8](卷47,瀛国公本纪,p942)如果说,南宋大海商主要出自泉州,入元以后,东南沿海则形成以太仓为基地的长江三角洲海商集团、澉浦杨氏为首的浙东海商集团和泉州蒲氏为主的闽南海商集团。据说,“泉之诸蒲,为贩舶作三十年,岁一千万而五其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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