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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六，尚书省发布上敕，册封国舅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赵国公，出任尚书省尚书右仆射。
八月初一，贞观皇帝下敕，杜淹以御史大夫兼领门下省黄门侍郎，参预朝政，自此，“参预朝政”亦成为宰相代名词。
十二月初九，为了一件平常判案，尚书左仆射萧瑀与侍中陈叔达在廷议上争执起来，两个执拗桀骜的老儿竟然也不顾贞观皇帝就在眼前，争得面红耳赤形容十分不堪，惹得皇帝大发雷霆拂袖而去。
翌日，兵部尚书李靖上表，弹劾二臣举止失仪君前大不敬，皇帝下敕从轻发落，免去萧瑀尚书左仆射之职，出为荆州都督；免去陈叔达侍中之职，归家养老。
十二月十一日，武德皇帝下敕升中书令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同日，尚书省发布明敕，鸿胪寺卿温彦博检校中书令，御史大夫黄门侍郎杜淹守侍中。
贞观元年，便在这一幕啼笑皆非的政治闹剧中缓缓落下了帷幕。
便桥之盟定后，大唐与突厥之间表面上相安无事，然而暗中的较量却从未止歇。武德九年八月底，贞观皇帝李世民敕令十六卫府、十二军府各抽调二十名从军三年以上兵弁入内廷受训，名曰“御训”。让长安文武百官惶恐不安的是，皇帝竟然将训练地点设在了东宫显德殿外的广场上。九月初四，由萧瑀、封德彝领衔，三省宰相联名上奏，请罢御训。李世民当日便召百官入朝，宣敕曰：“朕待天下臣民以诚，天下人必不负朕；突厥大军南来，掠我州县，虐我百姓，兵锋直抵畿辅，此亘古未有之奇耻大辱也。故朕决意卧薪尝胆、整军经武，岂有惧谋刺而远天下之理？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
贞观元年十二月，奉命出使突厥的鸿鸬寺少卿郑元寿回到长安，上表曰：“突厥之兴盛，以羊马牲畜为标志。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其内外离怨，诸部多叛，兵渐弱，臣算其败亡，不出三载……”
贞观二年元月初一，贞观皇帝李世民免去了一年一度的年筵，开承天门放百官入太极宫，在太极殿公议突厥事。太上皇李渊也意外地参与了此次朝会。
在朝会上，群臣纷纷上奏请击突厥，赵国公尚书右仆射长孙无忌独持异议，他道：“贞观元年之前，突厥岁岁犯塞，而朝廷未长出兵惩之；而贞观元年，突厥未犯塞，如此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所为也。如此蛮夷之族再不信朝廷，则突厥虽灭，边塞难安也……”
李世民斟酌再三，在请示了太上皇李渊之后下敕：“朕与突厥方盟誓不久，而即背约为失信，乘人之危而发大兵征讨为不仁；此时行天罚，虽胜亦非武。纵使其六畜皆亡，诸族皆叛，亦不可攻；非待其有罪，朕不罚也……”
事后群臣议论纷纷，一致以为皇帝之所以决定不在这个时候发兵，政治考虑明显多于军事考虑。一者长孙无忌所言确实是谋国之言，二者朝廷此刻的军事准备确实还不够充裕。皇帝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突厥，而是周边大大小小十几个夷邦，大唐若要一一荡平这些外族，消耗必大，这与皇帝偃武修文的本意背道而驰。要宾服四夷，德化怀柔的手段是不可或缺的，要保证这样的手段能够有效，就必须注意维护军事行动背后的道义基础。
尽管李世民没有趁此时机发兵平灭突厥，但相应的军事行动却一步紧似一步。贞观二年，趁突厥内乱之机，唐廷以霍国公柴绍为元帅，以右骁骑大将军薛万均为副元帅，发马步军八万奇袭朔方，仅半月时间便迫使梁师都麾下大将军李万宝来降。随后薛万均率万骑迂回统万城，抄了梁师都的后路，也切断了突厥大军南援的必争之道。柴绍则率唐军主力包围朔方城，围城二十余日，梁师都外援断绝，为部将所杀，朔方遂破。
贞观二年年末，突利可汗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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